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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仪之邦

　　中原人自诩为礼仪之邦，其实就是始于西周。说话做事，吃饭睡觉，样样事情都有准则。夏代的时候有大禹铸刑法，推行法制以管理臣民，更是将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这即是彻底打开权力的潘多拉魔盒，后世诸多变乱皆因之于此，社会之乱也自此始，臣民们酝酿在潜意识中的那种反叛基因，就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的衍化。

　　《左传》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权力阶层为维护国家之稳定，即采用残酷之刑法加以制约，但是普通的犯罪可以制约，但若是战争动乱，则很难控制，任何法律在战争面前，就会显得非常脆弱。而在法律之外，更大的准则就是周礼，做任何事情，基本都在周礼的规范之内，就是打仗也是如此。比如说天子亲征，就是个非常重大的事情，《礼记》载：“类乎上帝”、“宜乎社”，就是要祭祀太庙，要拜神明，都是有着严格的礼节程序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车马仪仗、旌旗营阵、车阵校阅，甚至打了胜仗凯旋，还有受降等仪式，诸如种种，都要遵循周礼。

　　周礼中有个“五礼”

　　为有效遏制战争的发生，把持姬周家族的稳定，周天子除分封诸侯国，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国家，更是大范围推广周礼，倡导“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就是所谓的忠孝仁义，而在这个时期是不存在什么忠孝两难全的说法的，这个时候只会是忠大于孝，就是说父亲的地位永远没有周天子大，国家永远要大于家。

　　如果诸侯国君与周天子有矛盾，国君的儿子应该认定的就是，父亲是错，周天子是对。这就是在春秋伊始，郑庄公与周桓王开战而后，天下人虽说郑庄公为小霸主，但还是要说礼崩乐坏，潜在的表达着对郑庄公的批判。在周礼中有个“五礼”，即是吉礼(祭祀)、凶礼(丧葬)、军礼(行兵打仗)、宾礼(待客之道)、嘉礼(冠婚)，这五种礼节基本囊括西周对外事宜中最重要的事情，周天子希望以此来约束诸侯国和天下臣民们的道德，并推行刑法以制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着也”，就是说不尊重礼法，就用刑法来惩罚，可谓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而其中，军礼的推行，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周礼》载：“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可见军礼之用，都在非常严肃和庄重的活动中，在对外作战的时候，封将、出师这等等，都是要告太庙的。越是要打大仗，就越是要把祭祀典礼搞大点，才能体现出天子威仪，如果是天子御驾亲征，更是要庄重和盛大，这才能调动军队的热情，才可能打胜仗。

　　天子最多享有五军之制

　　在西周的军队建制中来看，基本上有着严格的规制，5人为1伍，5伍为1两，4两为1卒，5卒为1旅，5旅为1师，5师为1军，也就是12500人才是一个完整的军队，而天子最多才享有五军之制，也就是三万多人，而到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齐国、秦国，甚至到后来的宋国等，都基本上超越了这个规制，因此周天子的军礼之制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在战场之上，若是还要严格遵循所谓军礼的诸侯国，往往都是较为迂腐的君主，是称不得霸主的，比如宋国的宋襄公。

　　春秋战国的前期，尤其是在春秋时代的战争，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上战场，平民和奴隶是没有资格参战的，他们主要担任的是粮草转运、喂养马匹、背锅烧饭之类，干的都是低级的工作，能够驰骋疆场的便是只有那些贵族子弟，因此在那时候才有“以令贡赋”，参战的贵族子弟们要分摊军赋的说法，就是要打仗光有热情还不行，还要自备车马和盔甲，这在平民百姓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要吃饱喝好尚且困难，哪里可能还有钱来购买青铜盔甲参加战争呢?

　　两国交战，仗是打起来了，可是正式交战的时候，还有麻烦事情，就是打仗都要在两国交界的地方打，而那时候的周天子分封诸侯国太多，往往数国交界，于是打仗打的久了，尤其是开发的比较好的诸侯国，双方都不愿在自己与对方的交界处打仗，都把战火烧到了别国，比如春秋时代的晋楚大战，常常就把战场打到了郑国、宋国等国，可谓是大国交战，小国遭殃。两国交战的地方，大多时候都是在野外，后来就称之为“疆场”，也有说“野战”。

　　你有100辆战车，我也有100辆战车

　　开战之前，交战的双方还要互下战书，还要约定地点，相当于把战争摆明了来打，交战书还得温文尔雅，恭敬有礼，还得善待双方使者，也就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源起，甚至于要打大仗的时候，双方甚至可能还要举办宴会，奏乐赋诗，当年晋国举办联盟诸侯的大会的事情，齐国因为派的使者在会盟上唱了首难听的歌，还因此得罪了晋国，晋国带着诸侯联盟部队，就要去攻打齐国。还有秦朝末年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的鸿门宴，也是要打大仗前举办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交战，大多是车战，双方一般来说很少有那种什么以少胜多的说法，大多数还是双方配备旗鼓相当，就是你有100辆战车，我也有100辆战车，数量均等才能开战。而且如果战车阵法没有摆好，还是不能开战的。宋襄公当年与楚国开战的时候，楚国未渡弘水，辅臣有劝宋襄公乘机进攻的，宋襄公的理由就是对方还没有上岸摆好阵法，攻击别人是乘人之危，是不讲道德的做法，这就导致宋国失了先机，最终败于楚国。

　　这种思想不止在宋襄公时有，其实在整个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君心中都有所涉猎，比如战场上不能俘虏白胡子老头，战场上若是对方战车坏掉了，也不要去追击什么的，看起来特别奇怪，但是历史上还就真实有这样的记载，当年晋国与楚国开战，晋国败退之时，楚国士兵看到晋军的战车坏掉了，还专门跑上去帮助晋军修好战车，然后才又开始厮杀，这看起来几近喜剧了，但居然就在史书中看到，也是上古中原史的趣事。

　　在军礼中还有个大封之礼，就是取胜的一方，会在胜利的时候重新勘定封疆，树立界碑，将那些失散的百姓进行聚集，将其纳入新的管理体系中，以这样的仪式来宣誓胜利，证明土地的归属权，也就是向对方说，这里已经属于自己了，如果对方再次进入这个疆域，那就是搞侵略，那就是搞事，相当于挑起战争，到时候自己就会更加的不客气，打到对方满地找牙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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