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古代改革家的事情，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历史上下场不惨的改革家并不是没有，比如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初期的李悝。不过这两位有一个共同点：他俩都比支持自己的君主死得早。
而后来的改革者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吴起依靠楚悼王的信任厉行变法，但楚悼王前脚刚死，楚国贵族们就把吴起砍死在灵堂里;
秦孝公去世后，在秦惠文王默许下，贵族公子虔等人以“谋反”之名把秦国的大功臣商鞅全家抄斩;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面的改革者遭受的待遇相对好一些，宋神宗死，王安石变法宣告流产。明代的张居正则有所不同，他的变法能够实施，得益于万历皇帝年幼;但当张居正去世后，亲政的万历首先干的就是清算自己曾经的恩师、国家的顶梁柱——张居正，甚至做出了鞭尸的暴行。
我们可以脑补下，如果管仲、李悝寿命够长，在继位的新君哪里能讨到好果子吃吗?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的改革者，就是个不受待见的角色。但这不能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由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改革自身的性质决定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因素推动：
一是生产技术的改进，比如劳动工具的材质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动力的来源从人力/畜力到蒸汽、机械力。更先进的工具与动力模式，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是生产关系的改变。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都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进步。
生产力的进步，往往是顺其自然、广受欢迎的，毕竟相当于使大家具备了把蛋糕做大的能力;
而生产关系的变化，虽然长远而言也会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但在短期内，意味着资源分配模式的改变，也就相当于对现有蛋糕进行重新划分，势必会几家欢乐几家愁，对改革者心怀愤恨的原有既得利益者自然不在少数。
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形形色色的改革，几乎都不是涉及到生产技术的变革。
李悝、吴起、商鞅，这三位的变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打破贵族政治，以才能、功劳用人;推行土地私有制，鼓励农业生产;明确法令、严明赏罚，加强君主集权……
可以发现，以这三位为代表的法家变革，实际上是对生产关系的改变，权力从领主集中到君主手中，各级管理者由世袭贵族转变为职业人士，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之上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受到冲击、损害最大的，自然是那些原本依靠世袭身份就能享受权利、财富的传统贵族们，他们视夺取自己原有利益的改革者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而继位的君主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时常会拿改革者当祭品，吴起、商鞅的下场，其实早已注定。
而后世的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不涉及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是对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补。他们的变法有几大共同点，如裁撤冗官、精炼队伍，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强化考核、任人以能、提高政府效率;控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改革税制，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强化军备、加强训练，提高军队素质等等。
显然，这又是些得罪人的政策：整顿吏治，让混日子的官员日子不好过了;裁撤冗官，更是等同于夺人饭碗，毕竟有些文人除了当官，其他啥都干不了;控制土地兼并，等同于当地主阶级吐出自己口中的肉;整顿税制，不能再偷税漏税;强化军事，意味着兵油子不好当了、关系户也不好塞了……
改革的力度越大、范围越广、时间越急促，得罪的人就越多。毕竟在大部分眼里，王朝的兴衰太远，自己的利益很近。天塌下来，皇帝和老百姓顶着，管我X事!
这一规律反映出，封建社会是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地主阶级内部的主动变法，往往因庞大而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失败，只能放任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不见黄河心不死，最终，社会矛盾到达临界值后，在农民起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旧的王朝覆灭，新的既得利益群体诞生，对土地拥有掌控力的地主阶级只是换了一波人而已，由此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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