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社会地位的排序向来是“士农工商”。读书人排在第一，商人排在最后。明清以来，随着各路商帮的崛起，商人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但社会地位却变化不大。商人往往采取与地方官员结交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取更大的利益。
这里举两个例子。
雍正时期，两淮地区的盐业非常发达，盐商的利润非常丰厚。当地盐商为了笼络主管他们的地方盐政官员，每年都要以“公务”的名义送给盐政8万两白银，以“薪水”的名义送给盐运司4万两白银。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有吃盐的老百姓被坑了一笔。
清朝晋商也有结交地方官员的传统。他们在地方官员发迹之前，就在财物上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让地方官员在仕途上走得更加顺利。当地方官员飞黄腾达后，往往通过“特许经营”“垄断经营”的方式回馈帮助过自己的商人，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朝廷里的人心知肚明，并且希望进行改变。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11月，御史李远烈上了一份折子，对地方官员和商人结交的现象进行抨击，提出建议：“直省州、县官遇有公事下乡，应择清静庙宇暂寓，不得借居富家别业，彼此结纳，致启夤缘请托等弊。”在这里，李远烈认为，各地州县官员到乡下去办理公事时，应该住在清净的庙宇里，不能住在富豪的家里，避免相互接纳后，产生各种弊端。
李远烈还特别指出：“其书役滥充保家，唆讼串供，从中渔利，实为地方之害。”这是说，地方官员的属吏随从，经常随意给人作保，挑唆别人打官司，互相串通捏造口供，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实在是地方上的一大祸害。
不得不说，李远烈的折子一语中的，直击要害。嘉庆皇帝看了折子后，深以为然。11月26日，嘉庆皇帝颁发上谕，要求各省的总督、巡抚对地方官员严行饬禁，“如所属州、县中，有与富家子弟结拜师生及认为义子、请托公事，并纵令书役把持词讼、骚扰阎阎者，一经查出，即严参惩。”
嘉庆皇帝明确表示，如果各地州县地方官员与富家子弟结拜为师生、义父义子关系，以及纵容属吏随从操纵官司、干扰司法，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看上去，嘉庆皇帝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他对官员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众所周知，早在他即位之初，就扳倒了权倾一时的和珅，将其逮捕下狱，随后赐死。人们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皇帝所收获的，绝不仅仅只有和珅的千万家产，还有老百姓的支持。
嘉庆皇帝禁止地方官员和富商结交等的举措，如果能够执行到位，或许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清朝官场进行一次清洗，让藏污纳垢的官场文化得到净化。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嘉庆皇帝日理万机，根本无暇来过问这条举措的落实情况。它落得得好，还是坏，全靠地方官员和富商们的良心。
更何况，在短短两年后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就因病去世了。我们有利于猜想，嘉庆皇帝禁止地方官员和富商结交等的举措，就此无疾而终。
证据就是，在嘉庆皇帝以后，地方官员和富商结交的现象，愈演愈烈，根本就没有丝毫被遏制的迹象。晚清时候，不单是州县级别的地方官员频繁与富商结交，就连总督、巡抚级别的封疆大吏，也成为了富商结交的对象。
胡雪岩是安徽商人的代表，盛宣怀是江苏商人的代表，他们分别结交了晚清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
一方面，胡雪岩、盛宣怀帮助左宗棠、李鸿章做了很多实事，提供了很多帮助，不少影响至今;另一方面，左宗棠、李鸿章又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回馈，包括利益和荣誉。胡雪岩在左宗棠的推荐下，曾授任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官至从一品的邮传部尚书。
富豪所结交的，其实不局限于地方官员。只要拥有权力的人，都属于他们结交的对象。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后，到处烧杀掠夺。京城的富商竟然邀请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去湖广会馆看大戏，体贴入微地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没成想，瓦德西看不懂京剧，半途就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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