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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元朝对于中国版图的奠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清朝也只是在元朝的基础上做了巩固。不过元朝的锐意开拓，亦或是穷兵黩武，也为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明清两朝对海洋望而生畏的态度。
元朝的扩张基因继承自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本质上是草原军事贵族的联盟，大汗的任务就是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获取土地、财富以及各种各样的战利品，然后分封宗王、贵戚、功勋，所以帝国每一次的权力传承都伴随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汗位传至忽必烈时，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帝国实际上分裂为四个独立的汗国，而且察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还因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托雷系心生怨恨，与元朝爆发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
忽必烈本人也因积极施行汉法，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他必须用新的胜利证明自己。帝国的分裂在客观上削弱了蒙古的实力，如果忽必烈像前辈一样向西征服其他蒙古汗国，不仅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还会背上自相残杀的恶名。
环顾四周，唯有海外还有超越祖宗基业的空间，最重要的是海外贸易能为游牧和农耕混合的帝国带来海洋性质，让蒙元政权跨入新的阶段，于是才有了忽必烈两征日本、南征占城、缅甸、安南，以及远征爪哇的壮举。
如果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元军不管是东征日本，南征中南半岛，还是远征爪哇，在战场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对手。宋元时期，中国虽已能够造出承载千人的远洋大船，但在大自然面前仍不堪一击。元军两次征讨日本都遭遇大风，尤其是第二次“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
征占城时，统帅唆都领军从广州航海至占城港，“率敢死士击之，斩首并溺死者五万余人，又败之于大浪湖，斩首六万级”。占城国王兵败逃入深山，两军陷入僵持。
元军劳师远征，人数和粮草上皆不占优势，最终败给了湿热的气候和密布的沼泽、深山。安南和缅甸战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纵使前线捷报频传，但不是粮道被劫，就是部队感染瘴毒丧失战斗力。
远征爪哇是忽必烈对外征伐的最后一役，朝廷“发舟千艘，给粮一年、钞四万锭”，元军登陆印度尼西亚后，“连三战，贼败奔溃，拥入河死者数万人，杀五千余人”。不过爪哇国驸马却依托地利优势坚持作战，最终迫使元军退回泉州。
除了这几次战争外，忽必烈还有九次流产的征伐。如此多次、大规模的海外用兵，招募军士、准备粮草和建造战船都是极大的开支，但是比让帝国背上沉重战争包袱更可怕的是，东南亚诸国几乎都是不毛之地，元军根本无法回收战争成本，更谈不上赚取红利。
高昂的战争成本最终使得国内“百姓疮痍未苏，军家老稚哭者未已，又议大举，恐民不堪”，越到后期民变次数越多，尤其是南方各省“山林盗贼，窃发陆深，殆无宁岁”。
元朝的短命与其穷兵黩武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也使得后世对海外殖民没有任何兴趣，尤其是朱元璋特意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量力，来挠我边，则为不祥。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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