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女真汉化的彻底吗?当时的儒学是怎么发展的?

  大金立国一百一十九年,中国古代各种统治思想灿然皆备,分教分派,教中有派,派中分支,呈现着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儒家思想独占鳌头,居于主体地位。那么,儒家一派怎样上升为主流思想的?和其他思想关系如何?有何特征与价值呢? 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金朝建立后,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君主专制的加强,与汉化同步进行的儒家文化,经过三次演变,主体地位牢固地确立起来,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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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太宗时期:多种经济制度并存,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多元共存

  儒学传到金域。不但为阿骨打出谋划策的扬朴,是辽的进士,他本人还略通汉语“左右有三四人是汉儿及第者”。

  完颜兀室于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制成的女真大字,是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而成。字从书传,则儒家书籍早已传入。再结合随太祖攻宁江州(治所在吉林扶余石头城子)的完颜勖,被呼为“秀才”来看,儒家文化在建国前已经传入。及至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使大量书籍,众多儒生,包括通经有德行的和尚,流进金域,儒家文化得到了传播。在统治思想中,以儒为主的倾向已露端倪。

  熙宗到章宗时期:尊孔读经,统治思想主体儒家化确立与发展

  尊孔是从熙宗开始。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天眷三年(1140年)十一月。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皇统二年(1142年)正月,衍圣公孔璠死,子承袭,承认孔氏家族世袭地位,完成了从不尊孔到尊孔的转变。海陵王亮时,规定衍圣公的俸格,提供孔氏家族的经济保证。

  世宗时拓宽了尊孔的途径。让衍圣公总为曲阜令,掌握地方实权修缮孔庙,派十人守庙,以示尊崇;依据唐开元礼,修订祭孔大典,尊孔走上制度化。章宗时,进一步扩大尊孔范围,礼仪日臻完备。在各地普遍设置孔庙,没有的新建,毁坏的重修,树立尊孔风气。

  完善了祭孔大典:规定每年祭孔大典的次数、人员安排与服饰,委派专人训练孔氏子弟,以备祭把。还亲自参加祭孔、作赞文,规定臣民与进士名称要避孔子讳等。使祭孔制度更加严密化,尊孔达到高峰,孔子处于独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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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方面,解决了书籍,教师与学校三个问题。

  金廷重视儒家经典,皇统五年(1145年)增上太祖尊谥时,太傅宗弼等的奏议,就肯定了太祖“收图书、立制度”的功绩。事实也如此,攻下辽的中京,下令将所掠的礼乐仪仗图书“并先次津发赴阙”。以后攻破汴京,采纳降将刘彦宗的建议,大规模的搜书“金人指名取索书籍甚多”,还到国子监索书。

  私人也在掠取书籍,宗宪在汴京“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完颜勖所掠书籍“载数车而还”。平时还购买书籍,明昌五年(1194年)二月“诏购求崇文书目所阙书籍”,按《崇文总目》访求天下遗书,使书籍趋于完备。

  金的师资来源有二:一是从外族吸收师资,在建国初期更为明显。如在对辽战争中,获辽进士韩眆,他曾开馆执教,培养了胡砺一类的学习尖子。胡砺在定州观察判官任内“士子聚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在对宋战争中,也网罗一批儒生。攻破汴京后,曾索到博士十人,太学生堪充教师者三十人,但很不理想,又改为指名索要。降将刘彦宗还移文到河北,在已占领的州、县、镇“搜索举人”,用文人来兴学立教。

  二是金廷培养的师资,尤重视女真人执教。有的女真人不是科举出身,却有文化素养,如耶鲁和讹离刺等从事官府教育,培养出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等一代风骚人物。纥石烈良弼设馆执教“学徒常二百人”。有的女真人系科举出身,也在身传言教。如徒单镒“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将相”,同他一科中举共27人,前三名为中都路教授,第四名以下为各路教授。

  以上系指策论进士,汉人中举者更多,当时府、节镇、州学的教员,都由考中进士者担任。

  学校有官私两种。官学始于太祖“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自然不属于正规学校。在天会年间,才规定各路选送女真学生到京师学习,有了正规学校。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曹清之、宗宪等都曾在这种官学里攻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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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德三年(1151年)设立国子监,成了高级贵族官僚子弟的学府。世宗尤重视教育,“中兴以来,敦复文教”,大定六年(1166年)始设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僚的兄弟子弟入学读书。大定十六年(1176年)设府学十七处,招收生徒千人。章宗时,又设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诸路学生猛增到三千人。还翻译经史书籍,规定有二十六种书“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作为必读教材,读经得到推广。

  另一种为私学。如傅伟文“授徒以自给”,高林教授学生“恒数百人”,王去非“家居教授,束脩有余辄分惠人”,史天倪“乃建家塾,招徕学者”。

  卫绍王到哀宗时期:儒家文化滑坡,主体思想走向衰落

  尽管这一时期仍以宣扬孔孟之道为事,继续尊孔读经,但金域仅局限于河南一隅,统治备加残酷,强化吏治,“宣宗南渡,吏习目盛,苛刻成风”术虎高琪辅政时期“恶儒喜吏,上下苛察”,科举一途已成浊流“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侥幸之俗益炽”,许多名士被摈斥,文风大衰。

  书籍散失严重,儒家文化,深遭厄运,走上滑坡。各种思想又在表演,争夺主体地位的一席之地。一些狂子庸流之徒,显被拔擢。种种迹象表明儒家思想无力挽救金朝内外交困的厄运,走上衰落,为蒙元王朝的九儒十丐论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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