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崇祯为何刚除掉魏忠贤又大量启用宦官?，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崇祯继位之初，一切事务均由魏忠贤等人主持，甚至朝臣进官也要听从内侍宦官的安排。面对魏氏阉党的嚣张气焰，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一个年仅十七岁、缺乏经验、新继位的小皇帝，如何承受?如何应付?人们不免有些担心。为了摆脱他人的钳制，保住自己尚不稳定的地位，崇祯深思苦虑，颇费了一番苦心。对魏忠贤，他采取避其锋芒、恩宠有加的麻痹战术。崇祯即位不久，魏忠贤为了试探崇祯的虚实，曾请求辞位。崇祯不许，并借宣川之捷之机，对魏忠贤加官进赏，荫魏忠贤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与此同时，崇祯不露声色地对其它阉党党羽实行各个击破战术。首先，令客氏搬出外宅，除去客氏再找借口贬李夔龙、阮大成、崔应元等人。为了防止阉党势力的膨涨，崇祯恩威并用，对亲魏势力进行打击崇祯的这些举措，引起阉党内部的分化。

　　御史杨维垣接连上书，弹劾同党兵部尚书崔呈秀，许多问题已涉及到魏忠贤，只不过他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着魏氏。朝中大臣更不断有人上书弹劾魏氏。工部主事陆澄源、兵部主事钱元懿、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等都相继上书，矛头直指魏忠贤。浙江海盐贡生钱嘉徽在上书中明确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剥藩封、无圣、滥爵、邀边功、朘民脂膏、通同关节(《国榷》卷88),这十大罪状足以致魏忠贤于死地。朝臣的这些奏书，使崇桢对铲除魏氏势力增加了信心，他认为惩处魏氏的时机已到。于是，魏忠贤被召入，内侍向他宣读了朝臣的奏章，他听后十分恐惧。此刻，魏氏势力已大大削弱，为了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魏忠贤重贿崇祯的太监徐应元。徐应元本是魏忠贤手下的太监，崇祯即位后渐受重用。魏忠贤使徐应元为他说项，想以辞去东厂印为代价，换回身家性命，然后再图谋东山再起。崇祯自然不会给他这种机会但为防止魏忠贤狗急跳墙，他同意魏忠贤交出东厂印、称疾辞官的请求。

　　同时，加紧对阉党大规模的清除，撤职的撤职，下狱的下狱，免官的免官， 阉党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同年十一月，崇祯下谕，谪魏忠贤至安徽凤阳祖陵司香，籍没魏氏、客氏家产。徐应元也因为魏忠贤说情而被谪戍献陵。不仅如此，崇祯要对魏忠贤斩尽杀绝，以绝后患。他下令命锦衣卫“扭解押赶，跟随群奸，即时擒奏”。魏忠贤此时正在去凤阳的路上，行至阜城，同党向他密报崇祯谕令，他知道已无法挽回败局，无可奈何之下上吊自杀了。

　　魏忠贤一死，余党成了无头之鸟，七零八落。史载: “时党势甚炽，外廷汹汹，虑有他变。上不动声色，神明独运，无一人之助，而诛逐元凶，再安社稷， 天上翕然诵圣智焉。”(《明季北略》卷三)崇祯在铲除阉党时的表现，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与成熟干炼。

　　崇祯以严厉的手段结束了明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宦官执政的时代。

　　崇祯元年春，他下谕:“内臣非命不得出门”，以防内臣干预朝政。然而就在他努力清除宦官专权的同时，又在重蹈其父兄的覆辙。崇祯二年，太监曹化淳被任命为提督江南织造;不久，又令他提督东厂;后又荫锦衣卫指挥佥事。崇祯又任命高启潜监宁锦兵饷;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唐文征亲督京营，王应朝监行营;冯元升核军讫，令占直劳军。崇祯四年，又使内臣王应朝、邓希绍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见《明史，本纪》)，并将\"察吏诘戎予夺大柄，仅付二三阉寺”(《明史.姜应麟传》)。宦官内侍又开始逐步掌握朝中的政治、军事，经济、监察、任免，法律大权，大权在握的宦官内侍“自是衔宪四出，动以威倨上官，体加于庶司，群相壅蔽矣\"

　　从表面上看，崇祯一手严厉打击宦官，一手又积极扶持宦官，似乎很矛盾。实际上，崇祯打击的只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而不是针对宦官。因为阉党势力对崇祯存在极大的威胁，其时“党势甚炽，外廷汹汹，虑有他变”，且魏氏党羽做恶多端，民愤极大，除掉阉党对平息民愤、安抚民心、树立威信、稳固统治有益无害。崇祯对宦官之祸的认识以及处理手段都是基于维护自己、维护皇权的立场之上，他不可能对宦官之祸有更深刻的认识。《明史》言:宦官内侍之流，“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卷74《职官三》)。

　　其实，宦官之祸不是任用某个宦官为心腹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制度，特别是用人制度弊端的反映。宦官与朝臣都是身居深宫的皇帝联系外界的耳目，专制主义集权制度限制了国家机器由更多的人参与操纵，皇帝高高在上且又身处深宫，缺少与外界的直接联系，多靠朝臣的奏章，上书了解军国大事。然而，一旦言路被堵塞，他的视野也就被封闭了。于是，只能寻找心腹以为耳目，这个心腹或宦官或外戚或权臣。国家机器运转的好坏，也只能听凭这些操纵者的了。虽然崇祯在对阉党的斗争中，“无一人之助”而“神明独运”，表现了不凡的才干，但做为皇帝，一 人操纵如此庞大、如此沉重的国家机器，并使之正常运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崇祯一上台，用人问题就迫在眉睫。

　　崇祯继位后，阉党虽然遭到了打击，但党争并未结束，朋党间的对立与争斗仍在继续。首先，官僚士大夫间的门户之见甚深，都期冀乘机扩大势力，排斥异己。此外，阉党余孽仍想寻找时机重振昔日之威。鉴于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的教训，崇祯对党争异常敏感，尤其是对大臣植竞更是严加防范，因此，对大臣普遍存在猜忌心理。崇祯在位十七年，先后命相五十人;周延儒、温体仁、杨嗣昌等虽无才干，但善于奉迎， 而且常以“党比\"罪名加于对手身上，因此博取了皇帝的支持与同情。崇祯对他们大加赞赏，视为心腹，而许多有识之士则在党争中或遭排挤或被置于死地。

　　党争的结果，使原本就人才缺乏的明朝，陷入更加严重的境地。一些为官为宦者除醉心于党争外，对朝廷大事莫不关心，也加深了崇祯对朝臣的不满与猜忌，增加了他恼怒。于是，也把用人的砝码放在了内臣身上。崇祯曾说：“文武各官，联未尝不信用，谁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差内臣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什么?你们外臣果有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崇祯九年，以张元左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时内臣提督天寿山者皆即日赴任，张元左却三日仍未出发，崇祯对阁臣叹曰：“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内臣耶“此番话既有对内臣的偏袒，也道出了崇祯的无奈。可见明朝吏治混乱，积重难返。

　　崇祯任用内臣，排挤掉一些有才干之人，以致内外臣矛盾日益尖锐，军国大事无人过问。此时此刻，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东北的女真族也日逼南下，而明朝内部却“无事禀成为恭，寇至则推诿百出”(《明史纪事本末》卷74)。文官爱财，武将怕死，监军的宦官不懂军事，却大权在握，常常贻误战机。 崇祯信任宦官的结果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之时，内侍曹化淳开城门投降，其他亲信也都惊慌失措，竟语“吾党富贵自在也”，将皇帝抛在一边，只有内侍王承恩随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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