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个"活"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北宋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都是一个文学家，虽做过些官，甚至发起过"庆历新政"，但仕途算不上顺畅……
以上这些认识确实符合范仲淹的实际情况。可除此之外，范仲淹在经济方面其实也非常出众。不然，他也没胆量在江南百姓因天灾而揭不开锅时，还一反常态地提高米价。
支持"惟农是务"的传统
自战国法家主张"重农抑商"，尤其是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起，农业的地位就步步攀升。以致到封建社会中后期，本可以发展到新阶段的商业愣是没能完成蜕变，始终都是农业的"陪衬"。
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范仲淹，在学习了大量古代经济政策之后，也认可以农为本的观念。且因为体验过北宋发达经济大局之下的百姓们的艰苦生活，范仲淹更是坚定地认为朝廷在制定农业政策时应当以"劝农之实"作为考量政策合理与否的价值标准。
所以经历过"划粥割齑"的窘境，又把农业视作国之根本的范仲淹，在决定抬高米价时，并非反对者所称的是准备谋私利，而是他想采取措施帮助因洪涝而缺少食粮的百姓，并挽救岌岌可危的农业。
不拘泥于僵化的"重农抑末"
一般的官员，在处理因天灾而造成的粮食不足问题时，要么是向中央求援，请求官仓调派粮食，要么是干脆直接将灾情置之不理。而范仲淹，走上了常人看不上的另一条路："诱惑"商人主动将别地余粮运来赈灾。
范仲淹要动员商人，自然就"背离"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因为他这是在给商人创造商机。且让其他官员更接受不了的是，范仲淹想出来的动员之策是抬高灾区的米价。
在范仲淹看来，商人并没有先贤们所言的那样"十恶不赦"。他向来支持发展商品经济，希望借此更好地满足百姓的生活所需，并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所以他在闲暇时写作过《四民诗·商》为商人正名，在江南陷入缺粮困境时也想到了商人。
是故范仲淹抬高灾区的米价，并非是他想要掩盖灾情或谋取私利，而是希望将外地的余粮用"活"。如果一切顺利，范仲淹就能通过提高米价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无需朝廷斥巨资为灾区送米，就能完成赈灾。
这一举措本身，显然是范仲淹的创新之举，是坚持纯粹"重农抑商"的传统朝臣所想不到的。
坚守"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
在抬高米价，吸引外地米商期间，范仲淹还做了一些不太符合我们对他"先天下之忧为忧，后天下之乐为乐"的认识的事：举办龙舟赛，甚至将一部分赈灾款作为比赛奖金;与当地豪族富商多次举办宴饮，相偕出游……在范仲淹的精心策划之下，灾区在外的"形象"真的如那些瞒报实情，只"报喜不报忧"的奏章里描绘的一样。可范仲淹安排的这些活动，还真的就不能只看表明。
因为灾情难见好转，官方又上调米价，江南的百姓们自然会日益惶恐。暴乱在一片狼藉的灾区暗生苗头。因而范仲淹必须赶快做点什么，以稳定局面，安抚民心。
组织龙舟赛，首先就能给百姓们一个安慰，向他们暗示情况并没有他们所以为的那么糟。而动用赈灾款，不清楚政府财政的百姓们只会觉得这是赈灾过后的余额，如此就能对政府更加有信心。
而与豪族富商联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社会号召力，安抚好他们就意味着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这些人与外地商旅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帮助政府向外传递灾区米价上涨的可靠信息。
所以范仲淹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是在用更小的成本稳定社会，吸引米商，最终达到赈灾的目的。且按照范仲淹自己的说法，他这叫"宝俭"。
"宝俭"，首先就是做到节省政府开支。用龙舟赛和宴饮取代大笔的宣传和安抚费用，这便是范仲淹想出的一个不用再增加百姓负担的好点子。而省下的钱，最后自然还是用到了受灾民众身上。
于是范仲淹反常地在灾区提高米价，并不是他决定做一个贪官，而是他想出了代价更小，效果更好的赈灾办法。且看透了他提高米价及之后的种种举动，我们不仅能知道范仲淹其实还是那个"不敢为天下先"的范仲淹，还能知道他在经济领域也是一个时局所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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