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子·春愁

　　陈子龙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

　　【译文】

　　在薄薄的迷雾中，杨柳依依，杏花飘落，五更的钟声响起。寂静凄凉景阳殿上的月儿照着残花。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

　　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留下萧瑟悲凉之景。只有一双燕子，在风中飞舞。

　　【注释】

　　[1]杏花零落：唐温庭筠《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宋秦观《画堂春》“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

　　[2]五更钟：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3]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

　　[4]蝶化彩衣：《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罗浮志》载：“仙蝶为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盘而五色。”

　　【创作背景】

　　明朝灭亡，作者感叹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二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昔日繁华景象不复返。作者来到景阳宫前，看到萧瑟的宫殿，看景生情，写下了《山花子·春愁》这首诗。

　　【作品鉴赏】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作者简介】

　　陈子龙(1608—1647)明末官员、文学家。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汉族，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他是明末重要作家，诗歌成就较高，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典雅华丽;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被公认为“明诗殿军”。陈子龙亦工词，为婉约词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代众多著名词评家誉为“明代第一词人”。

　　词自元代开始衰落，到明代更加凋零，明末以陈子龙为核心的云间词派致力为词，勤苦唱和，使得词艺再次焕发出迷人光彩，其中尤以陈子龙词最为杰出。陈子龙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蕴藉极深，享明词“第一”之誉。元、明词衰微近四百年后，陈子龙的出现使得词艺衰败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为词艺的中兴开辟了道路。

　　陈子龙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词境的成功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词在意境方面分别表现出了情韵生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熠熠生辉，词风影响了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对词坛回归南唐、花间、北宋风格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陈子龙殉国之后，其词即开始深刻影响词坛，清末著名词学家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中描述了当时的盛况：“昔大樽(陈子龙)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吴伟业)以逮王阮亭(王士禛)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

　　陈子龙身为烈士与英雄，诗歌中兼有英雄气与才子气，但其词却是风流婉丽、意蕴极深的婉约词，与豪放词毫无关联，后代评家对此均深为惊叹，如康熙年间顾璟芳《兰皋明词汇选》中称：“大樽先生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节，与志气相符。遒其词风流婉约，堪付与、十八歌喉。传称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绮罗;广平铁心，《梅赋》偏工柔艳，吾于先生益信。”此后沈雄在《古今词话》中引用此评价并稍加改动：“《兰皋集》曰：有赞大樽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传称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绮罗，广平铁心，《梅赋》偏工清艳，吾于大樽益信。”

　　陈子龙词因其杰出成就而得到了清初至今众多评词名家的高度肯定。著名诗人、词人王士禛不仅对陈子龙诗歌推崇备至，对其词也同样推崇，在《花草蒙拾》中评价：“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譬若安车驷马，流连陌阡，殊令人思草头一点之乐。”王士禛与邹祗谟编选的《倚声初集》评价陈子龙词：“大樽诸词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缅邈凄恻。”这个评价对后代的影响很大，被近现代许多文学史专著采用，如近代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就承袭了这个评价并稍作扩充：“子龙之词，则直造唐人之奥宇。……惟陈子龙之《湘真阁》、《江蓠槛》诸词，风流婉丽，足继南唐后主，则得于天者独优也。观其所作，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绵邈凄恻，言内意外，已无遗议。”又如游国恩教授的经典著作《中国文学史》评价元明二代词人曰：“词发展到南宋已达到高峰。

　　元代散曲流行，词乃退居次要地位。白朴、萨都剌、张翥等较有名，而张氏《蜕岩词》为尤著。明人词多率意之作。杨慎、王世贞稍突出，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陈子龙是一个优秀作家，王士禛称其《幽兰》、《湘真》诸集，‘意内言外，已无遗议’。可以说是明词冠军。”[9]康熙年间的佟世南则称：“至故明惟(刘基)《写情》、(陈子龙)《湘真》二集，高朗秀艳，得两宋轨则。”

　　直到清末，著名词人、词学大师谭献在《复堂词话》仍然给出高度评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并说：“重光(李煜)后身，唯卧子(陈子龙)足以当之。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张翥)稍存比兴。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称：“明末风雅首陈大樽子龙，大樽门下首夏存古完淳”。

　　民国徐敬修《词学常识》称：“按子龙之词，缠绵悱恻，神韵天然，为有明一代词人之冠。……总之有明一代之词学，初则沿蜕岩(张翥)之风轨，永乐以后，《花间》《草堂》诸集渐盛，当时唯小令中调，间有可取，其余则偏于浮靡，无一硬语，至陈子龙出，始卓然可称一代词宗，然已身丁季叔，而开有清风气之先矣。”民国词曲学大师吴梅《词学通论》称：“余尝谓明词，非用于酬应，即用于闺闼，其能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则者，独有大樽(陈子龙)而已。三百年中，词家不谓不多，若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殆无一人可满意者。……至卧子(陈子龙)则屏绝浮华，具见根柢……。

　　二十世纪词学大师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对陈子龙词的评价影响最大：“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龙榆生又在《跋钞本湘真阁诗馀》中说：“明季词人，惟青浦陈卧子子龙，衡阳王船山夫之，岭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风力遒上，具起衰之力。卧子英年殉国，大节凛然，而所作词婉丽绵密，韵格在淮海、漱玉间，尤为当行本色，此亦事之难解者。诗人比兴之义，固不以叫嚣怒骂为能表壮节，而感染之深，原别有所在也。”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评价：“陈子龙、夏完淳、孙承宗、张煌言等人构成的英烈词人群体，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为明词生色的是陈子龙，他的《湘真阁》《江篱槛》二集，置于宋词名家中亦无愧色。论明词者，每谓两头最佳，明初翘楚数刘基，明季殿军则当推陈子龙。而且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对清初词坛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陈子龙词集有两部，分别为《江蓠槛》和《湘真阁存稿》，后世以“湘真”代称词人身份的陈子龙，即因此而来，其词也被统称为“湘真词”，如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揭开清词帷幕的陈子龙于词推尊五代北宋，以‘婉畅浓逸’为宗，沧桑变后，其《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柔靡曼，‘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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