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始皇创立“三公九卿”制度以来，权力便集中到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而皇帝的第一助手丞相不可避免地分担了一部分本应完全属于皇帝的权力，由此开启了我国两千年皇权、相权的争斗历史，但是在“皇相之争”之下却有一股暗流在涌动，那便是外戚和宦官势力。
其实宦官影响政治由来已久，从较早的齐桓公竖刁到秦始皇时期的嫪毐反叛、赵高“指鹿为马”，渐到唐朝时掌握神策军，以至于唐朝皇帝文宗甚至称自己还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
宦官的存在和影响力完全不亚于皇权、相权，可以称之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注意这里说的是“相对”。宦官的由来
现如今一说起宦官，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太监或者所谓的阉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宦官的"宦“来源于我国特有的文化体系—天人合一，就是说凡人行为做事要符合天道，那什么是天道呢?最直白的就是天上的星象，皇帝有对应的帝星，而帝星旁边便是担有侍奉职责的宦星。据《后汉书.宦者传》记载：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
可见，宦者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周早期，可以明确的是早期担任帝王贴身侍者的宦者只是隶属于王宫的普通奴仆，并非全部由所谓的阉人组成，阉人也并非成为宦官的必备条件，早期的阉人更多来源于遭受刑罚的刑徒。
我国先秦时期有五大刑罚，俗称“上古五刑”，分别是墨、劓、剕、宫、大辟对应刺字、割鼻、断足、阉刑(女为幽禁)和处死，阉人便来自于经受宫刑的男性，受刑后被派往王宫继续服役，由此产生了早期的阉人宦官。
入宫接近王权的一部分阉人得到统治者的赏识，被赋予部分权力，但这属于极个别情况，所以早期的宦官并没能以规模的形式进入权力中心，它们更多地以个体，从属于皇权(王权)或者相权的形式出现，这便是开头所说“相对”，宦官必须有所依靠，这种形式以东汉以前最为明显，无论是竖刁或者赵高都依附于他们的帝王，即便是假宦官嫪毐都必须寄居于嬴政母亲赵姬的雍城才能发展壮大。宦官到阉人的改变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的话，宦官仍然不能称之为政治势力，只会间或出现一两个特别受到恩宠的异类，被史家列入《奸佞传》，然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尤其在政治上。伴随着皇权、相权较量的分水岭，宦官发生了第一个改变。
汉武帝一扫父辈窝窝囊囊，皇帝总被欺负的颓废，大刀阔斧开启了汉朝的政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便是内朝的设立。“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
内朝设立令皇权无以复加的强大的同时，相权得到削弱，这场斗争带来一个新的困境，皇帝是没办法一个人处理政务的，于是近臣的地位得到提高，原本贴身侍奉皇帝的“五尚”开始掌握权力，宦官特别是中常侍的作用得到提高。中，顾名思义为皇帝身边，参考西汉官制的中二千石，常侍则随时跟随皇帝提供建议，宦官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明目张胆地分享原本属于皇帝和丞相的权力。
质的改变发生在东汉，也是今天要聊的主题，光武帝刘秀结束乱世，再次完成统一后做出一个决定：宦官皆用阉人。“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后汉书》
由于少府名义上仍然归属丞相(东汉称司徒)管理，光武帝的这个决定将原本处于协调位置的部分非阉人驱逐出了宦官的行列，这部分人在汉武帝时期以顾问的形式存在，宦官前所未有的纯洁起来，一水的阉人，相权被彻底皇帝的身边排挤了出去。东汉皇帝对宦官们的特殊感情
要理解皇帝们与这些宦官的感情，还得从开国的光武帝说起，几乎每一任开国皇帝必修课之一便是维护统治的稳定，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便立马修建驰道四处巡视镇压有可能的叛乱，汉高祖刘邦的威胁更加明显，七大异姓王时刻虎视眈眈，所以他就直接多了，毫不迟疑地将这些威胁灭杀。
而刘秀面临的问题就比较特别了，他虽然出身于皇族，但经过”推恩令“的削弱和王莽的打击，势单力薄，不得不依靠世家大族力量夺取胜利，勉强重塑皇权。
这个时期的皇权和秦始皇强大的传承和刘邦时期来源于底层的功臣集团截然不同，世家大族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定，而功臣集团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存在使得刘秀的选择并不多，铲除威胁更加不可取，为了维护皇权，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招纳世家女子进宫。
刘秀有两任皇后，第一任为真定王刘扬外甥女，第二任皇后为南阳阴氏阴丽华。刘秀的儿子明帝娶了开国大将马援的小女儿为皇后，孙子章帝娶了窦融的曾孙女窦氏和梁统(窦融的河西大将军还是源于梁统的辞让)的孙女。
世家大族令皇权稳固的同时，迅速与外戚结合为一体，形成了皇权都无法控制的庞然大物。这种威胁在年长的皇帝当政时尚不明显，一旦年幼的皇帝登基，皇权便被这个庞然大物所挟持，所幸刘秀及其继承人明帝、章帝都有驾驭的能力。
墨菲定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年仅三十三岁的章帝去世，九岁的和帝登基，窦皇后以皇帝年幼为名临朝称制，皇权在外戚和功臣集团的夹击下迅速萎缩，汉和帝登基令功臣外戚最终控制了至尊权力，窦太后的兄长窦宪甚至想要刺杀皇帝。
宦官的重要性此时显露无疑，和帝在中常侍郑众等人的帮助下，成功从外戚权臣手中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但东汉王朝如同陷入死循环一般，之后的皇帝们几乎都以年幼之身登基，不断重复着幼帝登基、外戚掌权、依靠宦官夺权。
东汉皇帝们的登基年龄
此前的宦官被重用，原因之一便在于无后，不能形成世袭力量，但是此时也改变了，为了表彰宦官们的拥立之功，他们被允许以养子的名义拥有后代，宦官同所有的封建王侯一样可以被封侯 允许收纳养子，世袭爵位，宦官们的春天来了。两极斗争
理清东汉的政治格局后便能发现所谓的朝堂已经分成一派以皇帝为代表，宦官为助力。一派以官僚外戚为代表，众多文人官吏为助力泾渭分明的两大权力中心。
从建国开始，对外戚和官僚的打击便从未停止，刘秀曾数次罢免司徒，而明帝特意不封外戚为候，以防其实力壮大干政。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后汉书·明帝纪》
但官僚集团并不是任人随便揉捏的软柿子，他们有一个法宝——官员的选拔权。当时官员主要的来源渠道是察举制，而察举权被三公为首的官僚集团牢牢控制，他们所举荐的不再是真正的贤良人才，而是自己的门生故吏。皇帝失去选拔的权力，所以从章帝开始，皇帝屡次强调改革察举制，结果当然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无疾而终。
要知道虽然矛盾重重，首先发起进攻的却不是宦官，而是官僚集团，他们拥有太多的优势，朝堂上几乎所有的官员、后宫的外戚、太学的学生甚至普通民众都要求惩办“败坏朝政”的宦官们，太尉陈蕃上书要求皇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远离宦官，而河南尹李膺则处死了遇到大赦本应免罪的宦官养子。
宦官反极性地指责陈蕃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而官员养士在光武时期就被明令禁止，面对官僚文人的口诛笔伐，宦官们设立鸿都门学以对抗太学。皇帝则明显偏袒自己的近臣：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厕，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后汉书·单吵传》
党锢之祸的结果在皇帝的偏袒下以官僚外戚落败而告终，公元166年，李膺等人被抓捕下狱，陈蕃被罢免太尉职位。168年，宦官发动政变，陈蕃被杀，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176年，灵帝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认识到皇帝绝对不会离开宦官后，官僚集团开始了反击，灵帝死后，何进、袁绍召董卓进京围剿宦官，何进反被诛杀，袁绍率兵攻入皇宫，不论老少，凡不长胡须者，共两千余人全部诛杀。
宦官势力彻底覆灭，可官僚集团也没能取得优势，董卓把持了朝政，而失去唯一助力的皇帝也再难有所作为，东汉末日到来。结言
宦官政治之所以会首先出现在东汉王朝是有其特殊原因的，首先先天不足的皇权本身相当虚弱，继而相权与外戚的结合更令皇权无力反抗，刘秀的“宦官皆用阉人”的政策，阻断相权对皇权的侵夺的同时，也令宦官彻底倒向了皇权的怀抱，从此东汉分为两极政治。
但是皇权的严重削弱令宦官独木难支，无法扛起振兴的重任，而有大义名分的官僚集团借助外戚、文人等力量，以袁绍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完成了对宦官的致命一击，也完成了对东汉的致命一击，东汉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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