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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不明君另说。明君的标准不好界定，无法量化，也就无从比较。
但从皇帝的一般标准来看，雍正皇帝的确是有清一代皇帝中，最勤奋、最稳健和最成熟的一个。但也不是唯一，清朝入关以后的皇帝中，顺治、康熙和雍正三个，都是当之无愧的优秀皇帝。所以，如果雍正皇帝算是明君，无疑顺治和康熙皇帝也应该是明君。只不过顺治皇帝死的早，他只是在亲政的几年里小露了一手，才华和手段都不太明显。
中国历史上，如果一般意义上对皇帝分类，有两种类型模式，一是开国皇帝，所谓开创祖宗基业的，有的时候开疆拓土夺别人的江山一代人完不成，要几代皇帝才能成就大业。比如西晋就是历晋宣帝、晋文帝，到晋武帝才算坐稳了江山。
还有一类就是守成，祖宗打下的江山你要能够守得住，所谓守成之君是也，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都是守成之君。
清朝的皇帝如果按这个分类，以康雍为分野，康熙之前都算开国皇帝，他们的功业以夺得江山、开疆拓土为主。雍正以后都算在守成，他们的功业以稳固江山、守土保民、平定叛乱和制度建设为主。
清朝前期的皇帝，实际上一直在开疆拓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了后金，与明朝决裂。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建立了清朝，并把疆域扩大到了察哈尔以西地方。顺治入关灭了明朝，建都北京，把满族文化融入中原汉文化之中，确立了满汉和平相处的基本规则。康熙则制止圈地，消灭权臣，平三藩，灭噶尔丹，将新疆和西藏收入祖国版图。
至此，清朝的疆域基本确定，作为入主中原的外来民族，满清皇帝的权威也基本在华夏确立，汉族人也都开始臣服。所以我们说康熙以前的皇帝都算是开国皇帝一类。
到胤禛接替皇位，开疆拓土的责任已经不大了，边境上虽然还有罗布藏丹津、策妄阿拉布坦之类的宵小闹事，但大清朝在法理上堂堂正正，到哪都能说出道理。三藩已平，朝堂内外没有权臣，有一个跋扈的年羹尧，是他四爷自己培养的，分分钟可以灭了他。
所以雍正一朝，皇帝几乎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制度建设上了。这是典型的守成思路，而且很明显，勤勉能够有收获。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几乎没有一日不在办公，仅批阅奏折一项就令人叹为观止。
据现存档案统计，雍正皇帝共批阅满文奏折6000余件，汉文奏折35000余件，累计字数达四百万字，由于全部都是毛笔书写，实际上雍正皇帝比大部分以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都要辛苦。
雍正皇帝在他的任上有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制度建设上。军机处就是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清朝在官制上沿袭明制，六部之上，设大学士，实际上是宰相。明朝大学士是首辅，一般情况下，皇帝并不过问具体的政务，只关注特别重要的事项。所以明朝才会有张居正那样的全能宰相，皇帝与文官集团分享行政权力，大家各有边界，在一定的制衡下互不干预。
但这种情况清朝的皇帝是不能忍受的，君上权力不容挑战是清朝皇帝的底线，所以从顺治皇帝开始，大学士制度就有名无实。顺治皇帝当时的政策是分化瓦解，重南轻北，对功臣和勋戚实行赎买政策，在朝堂上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康熙朝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就有停止圈地和诛鳌拜的举措。
雍正皇帝开创性地发明了军机处制度。
其实大学士宰相制度也有许多弊端，除了侵犯皇权以外，文官熬到大学士时，大部分都会耗费一生的光阴，所以大学士的年纪都很老，经不起劳累。
但皇帝需要的是年富力强的人，于是雍正七年，皇帝借口西北用兵，甩开内阁，挑选一批年轻精干的官员，单独筹组军机处。至雍正十年，军机处成为常设机构，乾隆皇帝登基时，又对它进行了进一步规范，清朝的军机处遂成为取代宰辅地位的内阁中枢。
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部分人员组成。初时军机大臣没有定数，根据需要填减，也没有品级要求，以能力为入选标准。乾隆时定为三满三汉，在六部尚书和侍郎中遴选。
军机章京则属于秘书和参谋班底，在六部的司管中遴选。与明朝的重出身不同，清朝军机章京普遍重视实操能力，文字功底当然没的说，但更看重指授方略的能力。军机章京没有定额，但基本原则也是宁缺毋滥。清朝的皇帝非常务实，军机章京很多是举人或国子监荫生出身，他们在军机上历练以后，也成为朝廷中枢最重要的人才储备。
只不过，清朝的军机大臣远没有明朝宰相那样显赫，他们只有宰辅之名，没有宰辅之实，皇帝只是拿他们备以咨商，充其量是个天子近臣而已。
雍正皇帝施政另一个特色是对密折制度的发挥，简直到了极致。
密折制度是康熙皇帝发明的，但作为一项制度，以及正式的授权，则始于雍正。
明朝时，大臣和地方官给朝廷报告工作，要先呈报内阁，由内阁中书呈大学士，再由大学士“票拟”，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再转呈由太监主导的司礼监，由司礼监大太监代表皇帝批阅。
清朝裁撤了司礼监，并对太监干政特别忌讳，由皇帝自己处理公事。雍正皇帝在处理公务时，发现康熙皇帝发明密折制度特别好用，于是他正式赋予地方督抚和六部尚书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工作的权力，这就清朝的密折制度。
密折制度的好处就是方便皇帝掌握消息，由于不公开，谁也不知道谁给皇帝写了些什么，于是会激发官员主动汇报，皇帝也就能更多地掌握情况。
密折制度也有显而易见的坏处，那就是对现有体制的败坏。体制一般都是法律规定的，用宪法来保障的，至少是各方认可的公开规则。过于依赖密折或者滥用密折，实际上是用特务手段治国，基本上是不可取的，这一点，明朝有许多教训，清朝的皇帝们还在读书时就知道。
密折制度一个副产品就是开启了清朝督抚互相攻讦之路。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虽然品阶不一样，但在法律上并没有统属关系。总督虽然比巡抚大，但并没有任免巡抚的权力，巡抚虽然品阶低，但除了打仗，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向总督报告工作。
但就是因为有了密折制度，督抚之间有了龃龉，不是开诚布公解决，却可以向皇帝打小报告，甚至告黑状。皇帝在调解时，可以随心所欲拉偏架，甚至偏听偏信。
所以到乾隆朝时，皇帝干脆让督抚兼署都察院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衔，正式赋予地方督抚纠参同事和下属的权力，只是都察院的纠参权是公器，诸公使用起来就得出以公心。
雍正皇帝对密折制度显然是乐在其中。在现存档案里，雍正皇帝与大臣有许多互动，有的不仅不合时宜，甚至也不合君臣之道。
雍正的另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是秘密立储。
胤禛在潜邸当皇子时，亲身经历了九子夺嫡，深知其中的残酷和血腥，而且，由于皇帝无法表明态度，大臣们往往拉帮结派，待到新君上位时又会清算，站错队的人往往会被清洗。这不仅会做无谓的牺牲，也会增加政局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在雍正皇帝任上，他规定立储一律秘密进行，不到老皇帝驾崩那一刻，谁也不能泄露。雍正皇帝把继任新君的名字写在遗嘱里，再密封放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
这以后成为一项正式的立储制度，只不过对后来的大清来说意义不是很大，他的儿子乾隆皇帝生前就禅位当太上皇了，嘉庆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嫡子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在奕詝和奕訢中随便挑了一个，待到咸丰时，子息单薄，国祚几乎不保了，因此也就没什么可以秘密的。
雍正皇帝的另一项功业是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不过这与康熙朝平定噶尔丹和乾隆朝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以及大小金川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是小儿科。
但雍正皇帝最大的功绩是，在他的努力下，大清的基业稳固了，整个清朝由开疆拓土的大乱局转向长治久安的承平时代，举凡吏治、财政、民风、教化，走向正轨都是从雍正朝开始。
可以说，雍正一朝是个承上启下的朝代，没有雍正皇帝，就没有后来所谓的“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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