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的版图里，土匪山贼等“江湖人士”们画地为牢，是个常见现象。这类乱象，除了助推出一系列“快意恩仇”的武侠故事外，也带来另一个令许多“票友”们热议的话题：这些逮啥抢啥且杀人如麻的土匪山贼们，怎么偏偏不抢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呢?
对这事儿，多年来“票友”们脑洞大开，从“举子身份”“抢劫成本”“盗亦有道”“山贼良心”等各方面，总结出了无数原因。其丰富内容，简直可以构建一个行规严格的“虚拟江湖世界”。但得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土匪山贼们真这么“上道”?看见赶考举子就不抢?
至少，明代以前，特别是唐宋年间的举人们，就是一声泪奔回答：谁说不抢?
比如放在号称“文化繁荣”“科举发达”的宋代，那些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就是沿途大小山贼眼中的诱人“肥羊”。“抢举子”更是宋代三个世纪里出名严重的治安难题。越是位置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越有山贼强盗出没，看见赶考的举子，那更像是打了鸡血——宋徽宗政和年间时，举人秦楚才路过宿州，一进宿州境内就被强盗跟踪，差点被人抓去煮了。吴兴六个举人来到汴堤时，更被强盗明火执仗，幸亏同行举人里有练家子，奋起反抗才脱身……
宋真宗年间的名相张咏(纸币的发明者)，早年是个赶考举子时，就遭遇到惊魂一幕：偏巧投宿进一家黑店里。幸亏张咏一身武功且人又机警，半夜里一阵恶斗，杀了黑店店主全家，一把火把黑店烧了个精光。可倘若是个普通举子呢?百分百的遇害。
而且千万别以为，这些山贼土匪只是在穷乡僻壤里出没，宋代这些“江湖人士”们，就是哪热闹往哪凑。特别是宋代举子必走的汴河水道，就是山贼土匪打劫的“热门地区”。就连沿河的旅店，也是黑店极多，“弃尸河流，没其衣服财物”的事情极多。
那为什么山贼土匪们这么“青睐”举子呢?一来大宋“守内虚外”，两宋大小农民起义四百多次，“山贼土匪”这类“小人物”，官府有时就应付不过来。二来宋代科举不同明清，举子赶考得到的官方路费有限，为了凑足盘缠，好些举人都带足丝纱茶等货物，一路上边赶路边卖货凑钱。对于山贼土匪们来说，这些“有货”且“反抗力弱”的举人，就是送上门的买卖，抢劫成本如此低，当然开抢没商量。
看过这类“举人都挨抢”的悲催经历，也不难看到两宋王朝“富裕”下的低效与迟钝。“积贫积弱”的国运，已是可以想。
不过，放在明清年间时，宋朝时常“挨抢”的举人们，也的确是翻了身。虽然明清年间盗贼也多，甚至还出了《天下水路行程图》这类“防盗手册”，出行者几乎人手一份儿。但“抢举人”的事儿却极少见，就连在明清野史小说里都罕见。
这个奇现象，一来因为明清举人地位的提高，明清的举人“功名”，既有“优免”特权，又可出任八九品官职，日常话语权极大，出行赶考赶考不再为钱发愁，可以享受朝廷的车马补贴。比如清代顺治年间起，赶考举人可享受二十两银子的“盘费”，而且给“驿马”。另外明代起举人赶考，一路免收任何“过路费”，路上住驿站进城有会馆，拿着“火牌”白吃白住。比起需要凑盘缠的宋朝举人来，那真是“硬茬子”。
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明清时期，中国驿路交通条件的空前提高。
土匪山贼们要打劫，“作案条件”非常重要。宋代防卫松散的汴河沿线，或是州县交界的穷乡僻壤，都是天然的“打劫场所”。但放在明清的驿路上，这类“好条件”基本不存在。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明王朝就以空前的力度，全面铺开驿路建设。明朝立国仅仅三十年，大明朝的驿路就突破了十四万里，水路驿站多达1900多个。明成祖“靖难”后更进一步，向北驿路修过了黑龙江，向西修进了乌斯藏，全国形成密集交通网。
明清两朝举子们赶考，走的就是这一类水陆“驿路”。
尤其比唐宋元历代更进一步的，就是明清驿路的交通条件：明清的驿路，道路更加笔直宽阔。比如唐宋年间时就连通广东与内地的“大庾岭路”，明代时就大规模拓宽，路面改成青石长条，且两侧补种了一万五千多棵松梅。不但交通便利，环境也十分优美。西班牙人拉达就形容明朝的驿路“能容15骑并排通过”，且“宽阔笔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拉达的西班牙使团，曾沿着明朝驿路前往福建，路上曾遭遇暴雨，结果一场雨后，“路面依然干净平整”。
而到了清代时，中国的南北交通驿路，也是又进一步，变成了“官马大路”。哪怕东北西南西北边陲地区，与内地也有宽阔“官马大路”连接。各地举子进京赶考，走的都是这样的水陆好路。对这强大的交通系统，明清两朝的管理也空前严格。明代的水陆驿路上，每60到80里就要设置驿站，每10里还有递铺，部署铺兵。大运河等水路动脉上，更是一路都有“递运所”“巡检司”，防卫十分森严。
在明清两朝的六百年里，“漕运”“驿路”的稳定，也是考核官员的“硬指标”：别说是闹贼，哪怕是“失于修理”都要“笞三十”，桥梁损坏更要“笞四十”。闹贼那更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虽说明清两朝山贼土匪不少，连带着“安全手册”都卖火。但无论是陆上的“响马”还是水上的“水匪”，都主要是在偏僻地区活动。跑到“驿路”“运河”上来撒野?那借个胆子都不敢。所以哪怕举子们手无缚鸡之力，也可以放心走“驿路”“官马大路”。
以这个意义说，土匪山贼们不劫举子，哪里是因为举子“身份高贵”?又哪里是因为“盗亦有道”?不敢劫“官马大路”“驿路”才是真。
这样强有力的道路建设与管理，也造就了明清年间，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交通效率：《粤剑编》记载，明朝官员王临亨从苏州出发，先走驿路再走水路，前后经过了南直隶、浙江、江西、广东四省的近三十个驿站，不到二十八天就抵达目的地广东南雄。放在古代条件下，这就是绝对的“高铁速度”。多少繁华的“中兴”“盛世”，多少经济文化发展的成就，就是这“强大交通网”撑起。山贼土匪?那真是躲都躲不及。
不过这类“好风光”，也基本都在太平盛世年月。放在王朝衰落甚至末世时，又往往是另一幅景象：鸦片战争前夜的道光年间，不但南北各省都有土匪，就连一向安全的“官道”“漕河”也成了重灾区。京杭大运河上的水手们都组成团伙，白天撑船晚上抢劫，赶考举子也照抢，抢完就溜之乎也。还有土匪公然在运河上设立“盐关”，大肆收“过路费”。气得道光皇帝连发严旨，却照样抓不住……
在那个年月，别说是作为“天子门生”的举子，就算是官员，也照样挨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四年后，广州香山县巡检就在出行路上被当地土匪绑票，连胡子都给剃光，差点命都送掉。给清王朝落后挨打的年月，做了个狼狈的注解。
相比于清代这怪像，明朝万历年间晚期时，一位赶考的举子，更留下发人深省的记录：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赶考，凭着“举人特权”走了一路“驿路”的他，看到的是当时席卷山东全境的饥荒，沿途百姓饿殍遍野的惨景。以至于抵达北京后，他还“毛骨凛凛”。但会试结束后，那些与他一路同行，共同亲历惨景的“天子门生”们，却是每天灯红酒绿中畅饮，各个“声歌诱耳，繁华夺目”，百姓疾苦?与我何干!
这悲惨一幕，也叫良心未泯陈其猷怒从心头起，愤然写下了《饥民图》，一字一泪写下大明朝的盛世危机百姓寒苦，更怒斥那些享尽特权的“天子门生”们，对国家命运“竟漠然不相关矣”的丑态。他写这篇文章时，距离明朝亡国，已不到28年。接下来大明朝乱民四起，风雨飘摇的一幕，崇祯帝含恨上吊的悲情，多少伏笔，竟埋在文中。
“山贼土匪抢不抢举子”的话题，却也藏着这样生动的历史回响，值得我们在几百年后重新聆听，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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