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各阶层里，“举人”常常是小老百姓眼里“惹不起”的存在。比如鲁迅小说里，那位因为一本书就打断孔乙己腿的“丁举人”，还有那叫阿Q恨得牙痒痒的“举人老爷”，无不是一派盛气凌人的模样。但虽然举人是考出来的，但他们的地位，却根本不能用“学历”来衡量。跟今天的“本科生”“研究生”，更远不是一回事。

　　这事儿，也恰如“白话写史”畅销书《明朝那些事》的形容：仅明代的科举，就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换句话说，选的就不是“学问家”，而是实打实的行政人才。跟今天的“学士”“硕士”，完全就是两个“技术工种”。

　　不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放在中国有着千年历史的科举史上，“举人”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横”的。比如放在号称“读书人幸福生活”的宋代。“举人”就没那么幸福。宋代的科举制，分为“发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凡是参加科考的考生，都可被称为“举子”，通过了“发解式”的考生，则被称为“发解举人”。是为宋朝版的“中举”。由于大宋重视科举，“发解举人”的群体也十分庞大，每一次科举的人数，常在万人以上。

　　但即使是“发解举人”，也没有明清年间那么多的特权。就连“进京赶考”这事儿，都是不小的经济负担。就连可以给“赶考举人”提供食宿的“公券”，两宋三百年里也并未普及。条件好些的“宋朝举人”，可以得到家族资助或“义庄”资助。比如家境贫寒的南宋大儒真德秀，就是在亲友的资助下金榜题名。同样穷苦的南宋学者查道，也多亏了亲友的“三万钱”，才如愿步入仕途。

　　甚至，当未来的“大宋男神”苏轼早年和弟弟苏辙一起中举时，老爹苏洵的第一反应也不是喜悦，而是愁钱。为了凑足进京赶考的费用，这被后人称为“一门父子三词客”的“三苏”，硬着头皮去求“父母官”益州知州张方平，痛陈“为行者记，则害居者，为居者记，则不能行”的窘迫家境。把张方平听得眼泪哗哗，不但慷慨解囊，还写信给京中同僚，“强推”三父子的才华，这才叫“三苏”从此惊艳大宋文坛政坛。

　　连贵为“举人”的苏家父子，赶考都如此困窘，可见古人的科考路，对大多数寒门家庭来说，真是一场倾家荡产的豪赌。

　　那如果无人资助呢?许多更穷的举人，也是啥招都想。常用的办法就是借贷，比如穷出身的北宋宰相何执中，就是靠“借万钱”才凑足了盘缠。这还算是走运的，南宋文士楼璩赶考时也差钱，找乡亲们借钱。硬着头皮求半天，却才借了“不满千钱”。

　　除了“拉下脸”借钱的，还有“举人”挖空心思做生意。很多人赶考路上，就带着些茶叶纱等货物沿路售卖，边走边凑钱。每到“科考季”，北宋都城汴京也热闹，各地举人们都在京城里“铺席买卖如市”。像明清年间范进们“中举”后大家“排队送钱送地送女人”的热闹场面，大宋的“举人”们，真是不敢想。

　　“举人”们地位扶摇直上，也确是明清年间的事儿。明清的教育，比两宋年间更为发达。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当时“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如果说宋朝是“进士”翻身的年代，那么明清就是“举人”扶摇直上的年月。虽然在“进士”们面前，“举人”依然很不够看，如果明清哪位官员是“举人”出身，那一辈子仕途就是被歧视排挤，除了海瑞那样的异类，爬上高位简直痴人说梦。

　　但对于大部分寒门读书人来说，“中举”却是他们人生翻身的关键一步。首先是举人的经济特权，在明清年间中个举人，至少就有四十亩田的“优免”特权。实际执行起来，通过“投献”“诡寄”等操作，实际能“优免”的更多。所以只要“举人”招牌，几乎就是别人排着队来送地，哪怕“中举”前“无立锥之地”，一夜之间就可翻身做地主。

　　至于“赶考路费”这等“小事儿”，举人们更是丁点不用操心，就算没人来送钱。举人们凭一面“火牌”，就能乘着“公车”，在沿途驿站白吃白住。甚至连“过路费”都不用交。“公车”也就因此成了“举人”的代称。好些举人还从中觅到了发财良机，赶考路上带几个富商同去，一路享受“白吃白住白过卡”的待遇。沾光的富商们，也必然要给举人们好处。

　　当然，这点钱对于“举人”们来说，那时也只是小钱。明清年间的举人，本身就有了做官的资格。虽然举人出身的官员，能做到二三品高官的凤毛麟角，大多都是府县行政官员和教官，但至少也都是八九品的级别。这样的品级，在封建统治阶层里属于“最下级”，但哪怕对于地方官来说，想要为官一任坐稳位置，也要先笼住境内的举人。所以明朝时就有风气，州县新官上任，先要摆酒宴请当地举人。

　　因此，明清年间时，举人的地位，算是翻了身。对于老百姓来说，作为“统治阶级”最底层的举人，就是他们眼里高高在上的“大老爷”。明清年间，一个读书人再穷困潦倒，只要能中了举，那就“亲朋率望腹焉”。甚至当地的乡绅富商们，都要争着送钱送银子巴结，当地的社会闲散人员，也会主动跑来投奔。放在经济发达的江南，那更是“美男蕲为仆，美女蕲为妾者数百”，几乎一夜翻身。

　　所以像《范进中举》里，凶狠胡屠户见了举人女婿就唯唯诺诺，见了张乡绅到来就吓得躲一边的情景。对于明清举人来说，实在小儿科。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中了举的范进，会当场乐疯——金榜上一小步，就是人生一大步。

　　而这“一小步”，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也是公认的难。但必须说的是，古代科举，特别是“中举”的“乡试”环节，却也有着相对的公平。哪怕你是寒门出身，哪怕无根无靠，只要文章“火候”到了，机会面前大家都平等。甚至对于很多“豪门子弟”来，“中举”这事儿还特不公：比如万历十六年，明朝阁老王锡爵之子王衡中“中举”，接着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各种“舞弊”流言扑面而来，吓得王衡中十三年没敢再考，直到老爹王锡爵告老还乡，这才松一口气再战考场——哪怕阁老家的儿子，想做点啥都得掂量掂量。

　　但与此同时，这相对公正的“中举”，也催生了王朝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王朝末世里，拥有特权的举人，也就成了重灾区，他们除了凭着特权兼并土地，更垄断地方的权力，比如明末年间的“举人”们，就“富者益务为骄淫，贫者横噬乡里”。给明朝接下来的天下大乱，结结实实的“添火”——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兴衰，“举人”就缩影了太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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