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不肯奉迎汉献帝的原因是什么?跟什么有关?

  对袁绍为何不肯奉迎汉献帝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东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4月,王允吕布合谋杀了董卓。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求赦不得,经谋士贾诩一挑唆,豁将出来进犯长安,劫持了朝廷和汉献帝刘协

  历朝历代,亡国之君都是不了的,倒霉的有,不幸的有,惨遭屠戮的有,被凌辱的也有。笔者认这其中为最遭罪的还是数汉献帝,虽然他最终得已善终,但说起来这孩子还真是可怜。在迫不得已之下登上皇位。他的一生,虽然不能算短,却是倒霉的一生、不幸的一生,饱受屈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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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和皇帝被李傕等劫持两年多,各地军阀手握重兵,本应该以皇帝和朝廷为重,但是居然一个军阀想要去解救人质。这些个军阀全在忙自己的事,一方面是不想救,想静观其变;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不敢救,此时大家的一门心思就是想着多占地,你打我来我打他,煞是热闹,若是起兵入关勤王救驾,就怕是皇上没救成,自家的地盘被邻居乘机接收了。还有老道世故的,比如徐州牧陶谦,还派个使者,进贡一下,顺便“表奏朝廷”,把自己过去的人事安排“合法化”一下;而有的则恨不得绑匪赶紧撕票,比如袁术这样的野心家,李傕他们如果能把皇帝折磨死了,这样一来,汉朝就算是彻底完蛋了,哥哥我登基做皇帝,也就没人说我篡位、对汉朝不忠了;还有的则在盘算,这个小皇帝和大汉朝廷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又能有多大大价值。

  短短两三年之间,长安城陷入了战乱和恐怖之中,四个强盗头领中也就张济头脑清楚一点,离开长安屯兵弘农。剩下的三个中,李傕和郭汜联合灭了樊稠,再后来李傕和郭汜之间又开始了战争,直把长安杀得几成无人区。

  乘着强盗内乱,皇帝和朝廷君臣像难民一样向东迁徙。然而李傕和郭汜突然发现人质还有点价值,起码劫持在手里自己可以安全一点,于是就在后面追杀。兴平二年(195年)十二月,落荒而逃的皇帝夜渡黄河,才算彻底逃脱了李傕的追杀。随后,逃难的皇帝坐着牛车到了安邑。

  安邑即是今天的山西省夏县,是传说中的夏都,也是传说中司马光砸缸的地方。

  献帝在安邑过了新年,改元建安,谁也没想到这竟然就是东汉帝国的最后一个年号。献帝在安邑呆了半年多,天天眼巴巴地盼着各州牧能够勤王朝拜,复兴汉室不敢奢望,起码可以让自己摆脱这乞丐一般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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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有这个意识甚至准备采取行动的是张杨。张杨曾收留过吕布,他的地盘在晋东南及洛阳北部,是距离安邑最近的一支割据军阀。他想过要把皇帝和朝廷接到洛阳,但是自己的手底下人却不同意奉迎皇帝。

  而离皇帝稍微近一点的大佬,就是盘踞华北的袁绍了。袁绍此时在河北已小有气候,谋士沮授向袁绍建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原版即是在这里。

  沮授,字公与,原来是韩馥的高管,后来韩馥被袁绍挤出冀州自杀而死,沮授于是跳槽到袁绍帐下。沮授一直主张袁绍迎奉献帝,两年之前他就是这么说的:“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时间过了两三年,把皇帝接过来,这个没有变,但接过来的目的,却有所改变——“复宗庙于洛邑”那就是要袁绍做中兴汉室的勋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则是利用一下皇帝——这不是沮授变得快,是沮授终于摸清楚袁绍的想法了。“复宗庙”袁绍是坚决不干的,“令诸侯”才是袁绍远大志向得以实现的必然过程。

  袁绍最后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对处于危困之中的朝廷和皇帝采取了漠然视之的态度。当然,从结果看,袁绍输给了曹操,而曹操能以弱胜强,越打越强,“挟天子而令诸侯”正是他独特的战略优势,所以许多人都认为袁绍在这个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但如果我们能抛开结果论,设身处地站在袁绍的立场上,其实袁绍不奉迎汉献帝,他的理由也是相当充分的。

  首先,大汉帝国其实已经完蛋了,“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这是一种总体的、根本性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横刀揖别董卓的时候,袁绍认为汉室已经基本玩完了,不可能复兴了。这个判断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判断。所以,袁绍不可能会一力独撑,力挽狂澜,恢复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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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即使汉朝起死回生,袁绍也不会扶保献帝刘协。他和何进扶佐的是何太后的儿子刘辩,献帝刘协则是董卓所立,袁绍一开始就很反对;时过境迁,董卓已死,而刘协则是完全无辜,登上皇位并非自己的初衷。但是袁绍反对刘协做皇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他还策划过拥立刘虞做皇帝,在废立问题上,袁绍已经铸下了大错,而且这个错误是永远机会纠正的。如果汉朝复兴,汉献帝大权独揽,即便不予追究,恐怕袁绍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再次,对袁绍来说,献帝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汉献帝的价值就是“名”,要写讨伐别人的檄文,前面得有一个大帽子,献帝就是这个大帽子。对此,淳于琼(西园八校尉之一)是袁绍的老友兼老部下,话说的就可以直白一点:“……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现在大家谁能赢到最后,谁就可以君临天下。咱把过气了的汉天子请回来,请了回就得供着,供腻了也得继续供,正是俗话所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献帝当时的处境,和楚汉相争时的义帝仿佛,袁绍不想做项羽,把神请回来,到时候如果这尊神碍手碍脚,怎么办?也像项羽一样弑杀之?这不是找不自在吗?但是袁绍恨不得自有刘邦那么好的运气,项羽杀了义帝,刘邦为义帝发丧,借了义帝的名,又不受义帝的拖累。袁绍恐怕在心里这样想,怎么没人出面杀了这个小皇帝呢?如果有人弑杀皇帝,老子发丧举兵,再立新朝,这事儿和理儿就都顺了,也就不必如此纠结了。

  假如义帝不死,刘邦会不会像曹操对献帝一样长时间供着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暂且搁置一边。从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看,袁绍确实没有长期敬供献帝的思想准备,他一方面冀希望于献帝尽快被别人杀了或废了,袁绍自己不能脏手这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当时有实力的几个大军阀想法其实都和自己差不多,没人愿意把这个麻烦带回家,就让皇帝在一边自生自灭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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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迎奉天子,曹操和袁绍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动,后来的评论都认为曹操见识高远,袁绍相比之下目光短浅,不待官渡胜负已判矣。然而笔者认为,仅通过这件事,袁曹二人还不能立判高下。要不要迎奉天子这事,用今天说俗了的一句话讲,叫有利有弊,对袁绍弊大于利,对曹操利大于弊,利弊之分在于实力,袁绍势大,带着皇帝终究会成累赘,曹操力薄,供着皇帝有利于凝聚人气。曹操后来势力膨胀以后,手里的献帝杀也不是,废也不是,转让也转让不出去,只能供着。在曹操的历史经验看来,汉家皇帝都是短命的,东汉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活不过四十,那样的话,就可以很快摆脱这个麻烦了。可没想到献帝刘协虽然饱受煎熬,活得还挺顽强,完全没有一点生病的迹象。此时的曹操估计也有些心灰意冷了,末了也只好“我为文王”了,寄希望于自己的孙子取而代之了。

  倘若袁绍消灭了曹操,平定天下,献帝乃董逆所立,袁绍自然不会认从,要么自己直接上位做皇帝,要么再找个姓刘的小孩过渡一下然后来个禅让的好戏,这都是可以的。如果将这个丧家之犬的刘协接过来,反而不好办。

  只可惜,袁绍在官渡之战一败涂地,几十年来的辛苦,一夜之间打了水漂。于是人们就以成败论事,认为他在奉迎汉献帝这事上犯了致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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