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最幸福的时代是宋朝?宋朝也有文字狱与禁书

  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宋朝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不停挨揍花钱换和平的两宋王朝,却也有个常惹现代人艳羡的“亮点”:读书人的幸福生活。

  比如风花雪月的宋词咏叹,比如欧阳修宋祁们不停写词作文“晒幸福”的篇章,又比如宋朝文人文官极高的社会地位,悠闲舒适的日常生活。这些煌煌史册里的宋代文人生活,今天也常惹得多少历史票友们身不能至。在某些“你愿意穿越到哪个朝代”的话题调查里,好些被宋代激出无数文艺情怀的朋友,都是毫不犹豫选择大宋。

  于是,风雅的宋朝,也博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读书人的幸福时代。

  可这个“读书人的幸福时代”,是不是真的那么幸福?不妨,瞧瞧下面这几桩事。

  一:看上去很美的官员俸禄

  宋朝读书人一桩出名幸福的事,就是优厚的文官待遇。类似“包青天年薪数百万”之类的说法,也是流传了好多年。宋朝四品以上高官们丰厚的“职田”“料钱”“职钱”补贴,寇准宋祁等北宋名臣们夜夜饮宴的潇洒,更是常叫读史者连呼眼热。似乎在宋朝读书登第后,过的一定就是这种躺着有钱花的舒服日子。但这生活,真是都这么舒服?

  事实上,就算放在宋朝官场上,这传说中躺着有钱花,奢靡无尺度的生活,也只属于极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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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宋朝最基层的知县岗位,虽然也和高官们一样,有“职田”等各种名目的补贴。但事实上,大多数的知县,所谓“职田”就是空话,县里的职田收入十分有限,摊上边远地区,更是连职田都没有。大部分的县令,就是指望着12至15贯的月俸过日子。说句寒碜话,宋朝基层县令一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够京城高官们晚上喝顿酒。

  基层的县令如此,更高一些级别的官员,有时也好不到哪去。比如南宋官员潘良贵,一生宦海浮沉,曾经官至中书舍人,但由于为官清廉,一辈子竟也没攒下几个钱。以《朱文公集》记载,简直是“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日子相当清苦。

  这样的清苦,其实是当时宋朝大多数地方官的写照。学者沈括的科技宝典《梦溪笔谈》里,也曾记录了宋朝基层官员的惨状。有个穷书生找一位县尉大人求接济,县尉一听就哭笑不得,当场做诗回答:”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找我求助?我们家也就够糊口的。

  所以说,想要在宋朝,过上诸如诗文里那样,高官们悠闲的生活。就算科场登第,也得这样苦哈哈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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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问题是,两宋王朝最穷最苦的岗位,却基本都是知县这类,最亲民且最需要实干能力的岗位。拿着微薄的俸禄,干着大宋最苦最累的活,才是多少宋朝读书人的真实写照。

  二:严厉的两宋文化专制

  当然,比起优厚的俸禄来,宋朝另一大惹人羡慕处,就是百花齐放的文化。宋朝读书人自由的创作风气,争奇斗艳的作品,千年来也常被津津乐道。但比起后世来,两宋的文化,却也同样有异常严厉的一面。

  尤其叫好些宋朝文豪们感同身受的,就是宋朝同样严厉的文字狱。比如曾矢志变法图强的宋朝政治家蔡确,就是因为在流放路上,发牢骚写了几首哀怨诗,立刻被旧党政敌们抓住把柄,紧接着就是一顿穷追猛打,不但诸多蔡确的好友同僚们被株连,蔡确本人也被再次流放,最终含恨死于岭南,是为北宋政坛著名悲剧:车盖亭诗案。所以说,在宋朝写诗作词,风险其实很不小。

  如果说这类悲剧,还可以归咎于宋朝新旧党争时的特殊情况。那么终整个两宋年间,大宋也常做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禁书。

  宋朝文化发达,但是书却绝不是随便出版。特别是每当有权臣当家时,毁书禁书就成了常见动作。典型南宋秦桧为相,制造了岳飞冤案以后,为了掩人耳目,魔爪竟也伸向了图书文化:各类关于南宋抗金的史料,特别是关于南宋军队痛击金兵的第一手资料,全数都大量焚毁。甚至就连宋金战争时的官方档案文件,也是一一甄别,大肆焚烧。文化损失之惨痛,可谓触目惊心。

  而且这样掩人耳目的毁书,也并非秦桧一人的专利。北宋末年时,蔡京当权的年月里,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著作,就险些被全数焚烧。为了一己之私利,就大肆毁坏文化。无论放在之前的唐代,还是之后的明代,都堪称匪夷所思。

  比起这类因为政争引发的毁书事件来,宋朝官方对于图书内容,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特别是宋徽宗在位时,这位有着惊人文艺才华的帝王,对图书也抓的严,以宋徽宗在1108年的诏书说,诸子百家的图书,一律都要被禁止。甚至在北宋末年时,连陶渊明还有李白杜甫的诗,都在被禁之列。而且“传习诗赋要杖一百”。读诗写诗,那年头都是玩命的事。

  而且就是在北宋被金军包围时,靖康之耻爆发的前夜,宋朝的国子监里,还在大肆怒骂批判改革家王安石。以至于落下了一句民谣:不管炮石,却管安石——国家都到最危险的时候了,还在忙这事。

  三:要命的幸福

  当然,说了宋朝这么多不幸福的事,也得说些幸福的。宋朝的读书人里,有一群人,当然一直很幸福:享受着优厚待遇的高官们。

  宋朝四品以上的高官,绝大多数人的待遇,都是十分强大:一品宰相料钱三百贯,外加“职田”等补贴,比基本工资还要高。朝中各级高官,也是家家高工资。但大宋毁,就是毁在这幸福上。

  以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话说: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职,六尚书九卿之位皆无正官,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职,无一正官,莫安其职。

  也就是说,比起基层那些,拿着低工资埋头苦干的官员来,宋朝朝堂上这些待遇优厚的岗位,基本都是四五个人干一个人的活,而且谁该干什么,基本没有明确分工。所以大家全做甩手掌柜,拿着高工资混日子。

  比混日子更可怕的,则是宋朝庞大的财政支出,所谓宋朝臃肿的官僚体制,在北宋真宗年间时,就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以至于宋真宗下决心裁一次,就一口气裁了十九万人。可裁完后,接着还是滚雪球暴增。以南宋洪迈的记载,南宋国土比北宋小的多,但官员数量远远超过北宋。甚至庆元年间,每四年就要暴涨一万多官员。涨幅之快,简直是“可不为之寒心哉”。

  哪怕在官员人数比南宋还少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间时,淮南转运使张根叫苦,淮南20个州的赋税,也只够养活洛阳城里几个退休的高官。与此同时,抗击金军入侵的战场上,河北边境的宋军,这些保家卫国的将士们,却到了冬天都没有衣服穿,打着赤膊战斗的窘境。北宋靖康之耻,只看这反差就明白。

  所谓宋朝惹人羡慕的幸福,最有价值的,恐怕就是这过度的“幸福”,带来的亡国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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