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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形形色色的农民起义中，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虽不如宋江、绿林军起义等名气大，但却“个性十足”，那么它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
首先，它是第一个爆发在封建王朝建立初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当时的北宋王朝建国才三十三年，正处于上升时期，与以前起义多发生在王朝末年有所不同。
第二，它首次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这表明中国古代的农民阶级，从初期反对人身奴役，发展到后期的反对财产不均了，这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关于它的爆发原因，许多人归之于“茶祸”。那么什么是“茶祸”?而小小茶叶为何能成为祸害呢?
那我们首先从“茶叶”谈起。
一、王小波李顺起义：石破天惊的“茶祸”
1.小茶叶的大用处
茶在当今社会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众饮料了，而即便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饮茶之风也相当普遍。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以饮茶为常事。如王安石《议茶论》中所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茶作为一种保健饮料，深受大众的喜爱。然而，茶不仅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须品，更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
当时的中国，在中原有汉人建立的北宋政权，在北边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在西边有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族割据势力。少数民族与汉人在边境上互市，汉人从他们手中购得羊、马、骆驼等，而他们则从汉人手中换取瓷器、香药、茶叶等。而茶叶最为重要。
游牧民族所生活的北方气候干旱，不适于农耕，但却适于放牧，所以游牧民族以肉为主食。但总吃肉不吃新鲜蔬菜，总归是容易“消化不良”，所以他们通过饮茶来消化食肉产生的过多的油脂，保持健康。而北方不产茶叶，要获得茶叶只能和南边的宋人交换，茶叶因而成为了北宋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为政府带来大量的利润。
因为茶叶在少数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在宋仁宗时，北宋与西夏发生战争，仁宗便下令停止边关贸易。西夏党项族便喝不到大宋的茶，被逼无奈，只得与北宋议和。当代国家博弈常见的“经济制裁”，中国人早就在一千多年前就学会运用茶叶来进行制裁了，并且效果要更加明显。
所以茶叶不仅是重要的商品，更是国家对外重要的战略物资。那么，这么好的茶叶为什么会成为祸患呢?
2.由“茶利”转向“茶祸”
北宋政府为攫取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施行“榷茶”政策，设立“博买务”，相当于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对茶叶施行专卖。起义军领袖王小波的家乡永康军青城县是著名茶叶产区，茶农以采茶、制茶为生，茶商以运茶、贩茶为业。而“博买务”强行收购茶叶，垄断茶叶买卖，加上官员趁机压低茶叶收购价格，使茶农、茶商面临破产和失业的困境。
王小波、李顺即为茶户或茶贩(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自称“我土锅村民也”,“土锅”或为制茶所用的锅具)，因破产失业最后被逼上揭竿而起的道路，造成了席卷整个蜀地的王小波李顺叛乱。
因此，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弟弟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施行茶叶专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认为王小波、李顺叛乱是因为“茶祸”，即政府的专卖政策是导致叛乱的根源。
可小小茶叶真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吗?
二、王小波李顺起义：人祸甚于茶祸。
1.历史积怨：我早和你有仇了
唐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即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五个政权，而在其他地区就陆续出现了十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在蜀地先后建立了前蜀和后蜀。宋太祖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后，就开始了统一战争。在灭掉荆南、湖南后，太祖将统一的矛头对准了孟昶治理下的后蜀。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军北、东两路并进，势如破竹。孟昶于次年正月十九日降宋，后蜀灭亡。宋灭蜀之役仅仅用了两个月便告捷，时间十分之快。正如孟昶之妻花蕊夫人所言“十四万人齐解甲”，可见此次灭蜀受到的抵抗很微弱。
然而短短一个多月后便爆发了后蜀旧将全师雄的叛乱，叛军顽强抵抗了两年才被最终平定。为何蜀地会骤降骤叛，而灭蜀为何只用两月，可平叛竟用两年之久?
五代时，军队凡占领一城，将士们必例行抢劫，称为“夯市”。虽然太祖陈桥兵变时“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但这种风气并没有得到彻底整治。灭蜀之后，北军主帅王全斌、都监王仁赡、副帅崔彦进等，“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敲诈勒索蜀地官吏。太祖更命令蜀地官员和军队进京，不让他们有机会叛乱。然而北宋军队面对被征服国的官员，向来自傲，即使原蜀国官员留任原职，也要受尽他们的白眼。而官兵便无一不被视为降将、降兵，与宋军毫无平等地位可言，备受歧视，连每人十贯的治装费也被无理克扣，王全斌等还“纵部曲侵扰之”，抢劫蜀军财物。蜀军将士深感屈辱而“愤怒，人人思乱”，一场风暴正在平静下悄悄积蓄着力量。
乾德三年二月间，后蜀将士赴京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发现守城的入川宋军仅百余人，其余都是降宋的蜀军，正所谓“同仇敌忾”，于是便抢夺军火库武器叛乱。叛军又拥立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为主帅，得到蜀地百姓的大力响应，迅速席卷了西蜀地区。
据《宋朝事实类苑》卷1记载，宋“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是其基本国策，并无例外。故太祖灭后蜀后，将蜀中府库财货，以四十兵为一纲，水陆兼运，十余年间悉归中央内库。宋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尽管全师雄叛乱被平息，但蜀地百姓对北宋统治者几乎没有好感。即便是三十余年后，北宋仍然以征服者自居，蜀地百姓所受的压迫有过之而不及。
2.征服者的姿态：忍无可忍
前面说过北宋将后蜀官员一股脑“强制搬迁”到了中原，而重新派遣了北宋自己的官员治理蜀地。他们大多以征服者自居，把蜀地百姓当作被征服者，完全不以蜀地百姓为民，极尽剥削之能事，不仅“增益赋调”，并且巧立名目，随意加收杂税，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北宋统治阶级与蜀地百姓的矛盾可谓空前激化。
还有就是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宋初对土地兼并采取近乎“放纵”的态度，以提高士人的待遇和充当对解除兵权的武将的补偿，以致于官僚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而当时主客户之比在某些地区竟高达二八、一九。而宋太宗仅是“览而嘉之”，没有果断采取具体的措施应对这一问题，可以说是相当的错误。
此时的蜀地，由于土地兼并、全面禁榷政策(在茶的专卖之外增加盐、布帛的专卖)而导致大量失业者，而繁重的赋税、官僚的压迫和剥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和怨恨。四川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粒小火星便会爆炸，爆发巨大的能量，产生巨大的威力。而宋太宗此时错误的对策，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错误的对策：没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右谏议大夫许骧曾担任成都知州，深知蜀地此时的危急形势。他上疏请求宋太宗派遣忠厚长者治蜀，以期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太宗嘉纳之”，却最终派吴元载治蜀。吴元载治蜀苛刻，轻罪重罚;又不顾蜀地百姓爱玩乐的风俗，禁止百姓娱乐;又加上长期干旱，百姓流离失所，与之前的种种矛盾积聚在一起，起义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此时只需要一个“陈胜”第二，便可以点燃蜀地的火药桶。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南)人王小波因贩茶破产而聚集百余人起事。王小波宣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四川百姓云集响应，一年之内，聚合十万部众，速成燎原之势。王小波虽然在战争中牺牲，但他的妻弟李顺继续领导起义军，攻占成都，尽占西蜀之地;宣称自己是后蜀国主孟昶的遗腹子，把自己的名字“李顺”改成“孟顺”，以争取蜀地百姓的支持。并临朝建制，分封百官，自称“大蜀王”。这场起义，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破坏力之大让宋太宗耗费两年心血才基本平定，而余部则在四年之后才最终平定。
所以，综上所述，王小波、李顺的叛乱，人祸甚于茶祸，所谓榷茶政策只是引发此次叛乱的原因之一，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的社会矛盾的积累。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常年累月的各种因素的叠加整合而成的，而这一过程并非不可察觉，它一定会以某种形式被人们所发现，如前面所说的李觉上疏便是他注意到了土地兼并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察觉到了却不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只能如杜牧所说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对当代中国应当还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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