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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务府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衙门，在所有衙门中人数最多，且大小官员都是皇帝的奴仆，被视为“自家人”。内务府可以说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库，供应皇室成员的开支。
内务府虽然不是国家正式的财政部门，但和户部一样，也有银库，被称为广储司。内务府的财政收入大宗包括皇庄、榷关、盐业、贡品等几大项。在相关的史料中，没有发现内务府年收入的确切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十分巨大。
除了以上几项大宗收入外，内务府还通过没收、罚赎等方式来增加收入，这些方式最直接地体现了内务府仪仗皇权攫取钱财的特点。
熟悉清代历史的读者或许都清楚，清代皇帝喜欢抄家、罚俸。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钱都不是进入户部银库，而是流入了皇帝的小金库，成为私人财产以供挥霍。
清代的官员犯罪有多种刑罚，除了死刑、体刑、自由刑等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财产刑。财产刑多用于处理经济案件中，常见的有“籍没”、“罚银”、“罚物”等。
清帝在执行没收财产刑时，对有关财物的最终归属情况记载不一，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注明“入宫”的财物，比如：
乾隆二十年四月，上谕说：硕色等奏宫尔勒名下应追银数，原籍及任所财物，足敷抵补，其余银两及东省现存财物，高诰令变价，解交内务府查收。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上谕：军机大臣等，据国泰奏，查封陶易原籍财产房产，备造细册，送查核等语。向来此等物件，或解交内务府，或解交崇文门，从无交部者。国泰所奏，亦未妥合。
乾隆的意思十分明确，官员因罪罚没的财物，按照惯例都是上交内务府或崇文门，而没有解交户部的成例，崇文门其实也是内务府的一个榷关，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
第二种是直接指明交内务府的财物，比如：
康熙六年七月议罪苏克萨哈时，有“伊等家产籍没，妻奴一并交内务府，苏克萨哈如有侄孙并家产，一并籍没为奴。”
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总之，由于籍没犯罪官员的家产是清代皇帝惯用的手段，而籍没所得又往往归内务府所有，所以他也成为内务府的一个收入来源。如雍正年间的隆科多、年羹尧等重臣，以及李煦、曹等织造官员，还有直隶总督李维均等。
乾隆年间的例子就更多了，如粤海关监督祖秉圭、郑伍寒、李永标，有盐政高恒，有原任督抚大吏国泰、王亶望、李侍尧、陈辉祖等。嘉庆年间又有和珅、福长安等。
事实上，雍正、乾隆、嘉庆祖孙三人，都擅于使用抄家手段，都喜欢通过籍没的办法，将臣下积累或贪污所得收为己有。这些人往往都是家产巨大，抄家的结果又是归内务府，所以抄家必然给内务府带来不少的收入，所谓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形象地道出了这种籍没的本质。
还有一种情况比籍没要轻微一些，就是罚赎，是指官员犯有过失但够不上撤职、降级，所以采用经济惩罚。最常见的就是罚俸和议罪银两种。
罚俸的情况比较普遍，分为很多中，根据轻重有罚俸一月、三月、半年、一年的区分。但这些罚俸所得银也和籍没一样，不是进入户部而是到了内务府广储司，本来是因公论罚，结果成了皇帝的私人财产。
议罪银制度是和珅提出来的，主要适用于一二品大员和外省督抚。据说，这种制度在当时是秘密的，不公开的，至少不会出现在官方文书之中，而是由内务府暗箱操作。
议罪银的数额一般都较大，往往都是几万两甚至十余万两，通过这一不成文的规定，皇帝可以处罚那些他认为不实心效力或不听话的官员，为自己的私库广储司增加一些活钱。这种以金钱赎罪的方式，虽让皇帝有了足够的私人银两予以挥霍，但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吏治腐败也因此加剧。
说到这里，读者就不难理解，为何清代的皇帝最喜欢抄家了。因为这是通过皇权最直接、最有效的敛财手段，而且朝臣又没有合适的理由进行反驳，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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