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衍14岁时就因口才出众而备受宰相羊祜的青睐，国丈杨骏也很欣赏他，想招他为婿，但他鄙视杨骏的为人，靠装疯卖傻推掉这桩婚事。晋武帝见他谈起军国大事头头是道，认定他是栋梁之材，打算让他做辽东太守，可辽东正有战事，他吓得赶紧推掉，从此不谈军国大事，只谈不着边际的玄理，这恰好符合当时“崇尚清谈”的社会风气，他也成了名满天下的清谈家。
王衍被石勒俘虏后，详细论述晋军失败的前因后果，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还说自己不愿卷入纷争，做官只是无奈之举。石勒听后哭笑不得，骂道：“你名扬四海、身居高位，如今怎能说出‘不愿做官’的蠢话?天下就是毁在你们这些只会动嘴皮的人手里!”当晚，王衍和其他被俘的西晋官员就被石勒派人杀了。王衍临死前痛悔地说：“我的才华虽不如古人，但若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踏实、努力地做事，绝不会混到如今这个地步!”
王衍的自责没错，他向来自诩清高，摆出厌弃钱财的姿态，其实置办家产很有一套，精明强干的模样根本不像“被迫入世”。 他的几个兄弟—王戎、王敦、王澄等也都以名士自许，其实个个敛财无度，广置园田水碓，富甲当世。正是在以王衍为代表的清谈家的鼓吹下，世风越发浮躁虚伪，探讨玄理成了人们获取名利、逃避现实的手段。高谈阔论者抢占政治资源，实干的官员越来越少，国势自然每况愈下。
石崇早年也曾心怀大志，诗文中洋溢着浪漫、崇高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后来逐渐变成在现实中挣扎的痛苦和无奈，最终彻底堕落。后来他为炫富斗狠而无所不用其极，清谈成了他麻痹自我、欺瞒旁人的糖衣炮弹。
同时代的思想家傅玄曾叹道：“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一语成谶，腐朽混乱的闹剧接连上演，西晋大乱无可避免，只是苦了天下百姓。
其实当时不是没有正面典型，但在清谈之风的影响下，凡是放弃官职或对公务漫不经心的人都能享有盛名，而踏实做事的人往往会被嘲讽甚或排挤。一次，清谈家王濛、刘惔去找官员何充探讨玄理，何充忙着处理公文，没空搭理他们，他们就在一旁说风凉话，何充淡定地回道：“我们若不办公务，你们靠什么生存?”还有一次，有志青年桓温冒着大雪围猎、习武，刘惔闲着没事又来说风凉话，桓温说：“我们若不保家卫国，你们哪有机会安逸地坐在这儿清谈?”正因始终有这些踏实做事的人，东晋才能在危难中崛起，在江东开创一番崭新的局面。
刘琨早年也是奢华放荡的清谈家，好老庄之学，曾为著名的“二十四友”之一，常参加石崇举办的“金谷雅集”。然而，他在西晋大乱后目睹白骨横野的惨象，顿时醒悟了，在强敌环伺的并州艰难地独撑局面，接纳流民、发展生产，竟让并州成为百姓的安居之所。虽然最终壮志未酬，但他无愧于时代。文天祥就曾写诗赞他，“中原荡分崩，壮哉刘越石。连踪起幽并，只手扶晋室。”
清谈之风并非西晋独有，东晋的范宁、明代的顾炎武、清代的赵翼等，都曾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清谈之风提出批判，警示大家不要忘了西晋“清谈误国”的沉痛教训，正如赵翼所说：“风气所趋，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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