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干，永远是效益最大化，边际成本最低的事情。如果一件完全可以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的问题，却按照所谓道德层面去指手画脚，干预决策，这后果往往是在灾难的数字上加几个圈。
以往我们看到关于古代大灾荒时期的影视剧，往往都是以朝廷赈济为主，开济民仓，办粥场，然后发现贪腐亏空，一大锅水里照见影子。然而朝廷律例，赈灾的粥要插筷不倒，筷子浮起，人头落地。
贪官污吏主持赈灾，则罔顾国法，欺上瞒下，内场大吃大喝，外场饿殍倒街。即便如《天下粮仓》里那般，清官揭弊，仍然无法解决无米之炊的问题。道义满满，然而悲剧无解。
北宋真宗朝副总理范仲淹主政杭州的时候，天下鱼米之乡，人间天堂，也曾经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荒，一时间人心不稳，粮价飙升，各种黑心商家囤积居奇。
按照传统故事套路，范仲淹应当代表朝廷，平抑粮价，重手出击囤积居奇的不良商家，并且严令士绅开粥厂赈灾，或者默许像李卫那样带着灾民去闹大户。
但是范仲淹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他反而严令米商抬高米价，让大米的价格随行就市，大幅度攀升，让米价回归真正的市场价值。
这是因为杭州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周边原本盛产稻米，真正囤积稻米的不在杭州城内，而在杭州城外，而杭州城却是富贾的天下，灾民多，有钱人也很多。
所以当所有囤积粮食的人，为了杭州城的高粮价，货到地头死。整个杭州城的粮价由卖方市场迅速转变为买方市场，粮价通过市场的本身调节达到了平抑物价的目标。
这个场景和《大宅门》里，“七爷一行人在药材市场先是高价购买黄连100斤，继而放出口风说还需要1000斤， 各药商见有利可图便纷纷收购黄连，结果短期内各地黄连纷纷涌入该地上市，几天内市场上黄连泛滥，价格狂降，三年内黄连价格翻不上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范仲淹其实考虑的还不只是平抑粮价，保证杭州城稻米的供应问题。还考虑到“搞活经济”问题。
灾荒年间，大家其实就更怕花钱。因为不知道以后经济形势不好，自己会不会挣到钱。所以经济活动日受限后，整个经济会持续恶化，持续下行。
但是范仲淹并不是主持赈灾或者祷告上天这些活动，而是主动带头“泛舟西湖”。把杭州打造成旅游杭州，休闲杭州。拿的钱不是去办粥场，而是打造景观带，搞赛龙舟活动。比如抢彩头，让大家踊跃报名组织参赛。
这样一来搞得非常的热闹，很多有钱人就出门来看热闹，围观群众可谓人山人海。只要出门，就得消费吧。看热闹的人一消费，其他的那些各种做小生意的，就生意红火，这样使得很多灾民有了微薄的收入而不至于被饿死。
各种地摊、旅游、娱乐经济，就在大灾荒年间大放异彩，使得杭州城充满活力。范仲淹的这一套骚操作下来，灾后统计 ，杭州死的人最少，经济生产活动恢复的最快。
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在于范仲淹没有根据腐儒们好高谈阔论的道德要求，来外行干预这场灾荒，而是充分利用了经济规律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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