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在皇权至上的古代，皇帝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都被赋予非凡的意义，往往一瞬间就可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祸福。清朝康熙时期的大臣方苞，应该对这一点体会最深。方苞，安徽桐城人，是清朝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名臣。
方苞成长于人文荟萃、文风兴盛的江南，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饱读书史，满腹经纶，年纪轻轻就成为享誉江南的名士，在三十二岁时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后又考取康熙四十五年进士榜第四名，有清朝“江南第一才子”之称。康熙末期，方苞已经在内廷南书房担任文学侍从之臣，颇受康熙器重，端的是前程似锦。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祸，却让方苞的人生之路波折横生。方苞早年的一位好友戴名世，曾经编著了一本诗文集《南山集》，方苞曾经为这本文集写了序言。结果戴名世和其作品卷入文字狱，康熙震怒下令彻查，方苞自然也脱不了干系，被关入京师刑部大牢，在这里度过两年时光。
方苞自幼生长于锦衣玉食的富贵之家，之前对监牢之事没有任何概。这次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倒给他创造了一个“体验生活”的“机会”。方苞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心态和敏锐的观察力，详细审视着刑部大牢中的方方面面大事小情，并写成了《狱中杂记》一书。
方苞在这篇文章中，以他2年的坐牢经历，对清朝刑部大牢中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黑暗状况，进行了如实记载和披露。最让他瞠目结舌的是，刑部大牢中的囚徒，最怕的刑罚不是被判斩杀等死刑，而是流放。按常理而言，被判处斩杀会一命呜呼，而判处流放则好歹能保住命，为什么囚徒们反而怕流放?
经过两年的细心观察，方苞才揭开其中奥秘。原来，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一重重见不得人的黑幕。刑部大牢中囚徒的生死，《大清律》说了不算，皇帝说了也不算，狱卒、刑部大小官吏们才是真正的裁决者。换而言之，即使囚徒身犯死罪，也并非一定就得死，全看你是否懂得其中“奥妙”。
方苞在《狱中杂记》中记载，囚徒被刑部判斩刑后，狱吏会对囚徒说：“予我千金，吾生若”。如果其家属尽快把金银如数奉上，则该死囚就可平安无事，逃出生天。
原来，狱中经办文书手续的胥吏，平时利用工作之便，已经暗中准备好若干加盖刑部印玺的空白文书。在囚徒被押赴法场之前，都会有一道固定程序：把案卷上报皇帝“勾红”，然后才施行。
胥吏们暗中做手脚，把相关案卷誊录到空白文书上，内容案情都不更改，只是把该判斩刑的主犯名字，换成其他犯人的名字，“以案犯独身无亲戚者易汝名”，这个替死鬼通常是无钱无势无亲戚的光棍，以防日后旁生枝节。最后把这道文书上奏皇帝“勾红”。这样一来，该被判斩刑的死囚，就可神不知鬼不觉被“偷梁换柱”。
还有一种手段也很常用，《大清律》规定，案犯被判斩刑后，有一道称为“矜疑”的复审程序，本意是慎重从事，以防冤枉好人。刑部官吏们却把这道程序当成漏洞，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把“矜疑”运用的“炉火纯青”，即使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也会被他们歪曲事实故布疑阵，东拉西扯无中生有，使得案件三年五载久拖不决，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一种专门替人顶罪的“职业”囚犯，他们与狱中胥吏勾结，专门顶替身犯重罪的死囚，每次收费几百两至几千两银子不等，再与胥吏瓜分，胥吏再通过一番暗箱操作，想方设法减免其刑罚。方苞亲眼见过一个姓李的山阴人，专门干这种营生，常年替人顶罪，成为刑部大牢“常客”，收入不菲，“每岁致数百金”。
但一旦被判处流放，则局面顿改。一是流放不取人性命，不同于斩刑，没有那么多的复审程序，没空子可钻，转圜余地极小。二则因为清朝流放地是在极北苦寒之地宁古塔，千里迢迢天寒地冻，生活条件艰苦恶劣，专门替人顶罪的混混们不愿受那份洋罪，因此一旦被判处流放，只得认命。故此才会出现囚徒们不怕斩杀只怕流放的奇观。那个姓李的山阴人，最终就是一不小心摊了个流放，费尽心机也没能改判，只得“怅然上路”。
方苞在刑部大牢被关押两年，彻底领教了清朝内部的黑暗腐朽之状，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狱中杂记》。当时还是号称太平盛世的“康乾之治”期间，看来康熙老爷子的本事也是不咋地，连眼皮底下刑部大牢都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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