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名贤议礼祭祠的情节该怎样解读呢?
2020-12-28 16:41:40 李臣典 南怀仁 钱沣 黎简

  诸名贤议礼祭祠这段情节见于原书第33、34、35、36、37诸回,但作者对这一情节的安排却早就精心组织了。小说的正文从第2回开始,叙写的故事是先从山东落笔,继之写到广东、北京、江西、浙江、安徽,最后写到南京。从第25回起主要故事发生的场所大多安排在六朝故都南京,各地士子也因种种原因而渐渐聚集南京。从第31回起,作者又集中力量刻划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等几个贤人形象,使之成为倡导、主持礼乐教化的核心力量。这一切,都是为大祭泰伯祠这个情节而准备的。

  最初提出要建祠祭泰伯的是迟衡山,他有心于此已非一日,别人介绍他时也说他“有制礼作乐之才”。在与杜少卿闲谈时,他先有意地将自己的主张向对方试探:“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 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待到杜少卿表示同感后,他“又在房里拿出一个手卷来”,说:“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季,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个建议马上得到杜少卿的热烈支持:“少卿大喜道:‘这是应该的!’”并马上捐银三百两。从此,在他们两人的推动下,修祭泰伯祠的活动徐徐地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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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衡山、杜少卿提出倡议后,作者并没有紧接着叙写他们如何准备、积极进行,而是略作顿挫,宕开一笔,转而叙写杜少卿、庄绍光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辞却征辟,对将来主持祭祠的主要人物的思想品质先行加以细微的刻划。在作者笔下,杜少卿之所以辞去征辟,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这就促使他做些实事,出钱出力参与修复和祭祀泰伯祠,以兴礼乐、出人才、助政教。庄绍光不像杜少卿那样装病不赴廷试,而是应召赴京。但在赴京之前,已有退志。及至廷对时,便借故“恳求恩赐还山”,速速返回南京。但当其被召时,作者又借嘉靖帝之口说出“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的话来,这更说明提倡礼乐以助政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在叙写杜、庄辞却征辟之时,又穿插叙写了诸名贤议礼定乐、修建泰伯祠、购买乐器祭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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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强调祭祀活动的隆重并加强感召力,作者还极其认真地推出了真儒虞育德这个形象。二月中旬的一天,诸名贤聚集在杜少卿河房中商议祭祠大事。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由谁主祭呢?首先倡导祭祠的迟衡山说出一番话来:“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须得是个圣贤之徒来主祭,方为不愧。如今必须寻这一个人。”究竟是谁人呢?作者于此结束本回,激起众人悬念,直到下一回书中,方始“纯用正笔、直笔”,以一回的篇幅详加描绘。迟衡山所推举的人,原来是苏州府常熟县人虞育德。此回回目即大书“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先誉之为“真儒”、“名贤”。然后如同描写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正面人物王冕一样,为他专写了一篇传记。从他的先人写起,写他的出生,他的读书,他的教书,乃至学习“地理”、“算命”、“选择”,他的应试,他的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在这一系列情节中,表现了他的高尚的品德、冲淡的襟怀,力求塑造出一个士人的楷模——“圣贤之徒”的形象来。从作者对主祭的着力描写中正可见出其精心设计“大祭泰伯祠”这一情节的良苦用心。

  经过如此的惨淡经营、周密安排,祭祀活动终于在古礼古乐声中隆重揭幕。从泰伯祠的外观、结构到祠内的摆设、礼器,从斋戒、省牲到祭祀的三跪九拜,从引赞、主祭、亚献、三献到各人的职司,作者不厌其烦,一一作了详细介绍,乃至于初献、亚献、终献这三个全然相同的过程,作者亦一丝不苟地重复描写了三次。在大祭礼毕之后,还要将参加的人员、分工的情况,再次认真清点一遍,以示规模之大、礼乐之全、声势之壮。

  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地描写一个细节来烘托此次盛典。祭祀结束后,“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马二先生问众人何以如此,众人都道是“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仙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借此,作者既验证了前文迟衡山所言礼乐久废之语,也说明了这次祭祀活动的影响之大。

  在小说中,这一活动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当时,在其后出场的一些人物,还在不断地回顾这次大祭泰伯祠的盛典。不但徽州老秀才王玉辉来到南京时,听邓质夫说起 “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闻”之后,也要去看看(第48回),甚至连国公府徐九公子和表兄陈木南也以没能与祭为憾 (第53回)。至于四奇客中的盖宽,更因当年祭祠名士、贤人的风流云散而感慨不已,特别是他将大约五十年前的泰伯祠盛典称为“古事”,又表现出沉重的世事沧桑的历史悲剧感。这无疑从一个方面反证了虞育德他们企图以古礼古乐来教化士人、以求有助政教的理想的迂阔无当,终致成为既往的幻影而破灭。

  修祭泰伯祠,借以倡导礼乐,教化士人,助益政事,的确一度是作者的理想。吴敬梓早年就接触过倡导礼乐兵农的颜元、李塨学说。李塨是吴敬梓曾祖吴国对的学生;颜、李学说的传人刘著是吴敬梓长子吴烺的老师,另一传人程廷祚又是吴敬梓的至交。因此,他把礼乐兵农的主张当成自己的理想,也是极其自然的。为了表彰这一理想,在小说中才精心组织了“诸名贤议礼祭祠”的情节。

  不过,吴敬梓在叙写这一情节之后,也已渐次感到礼乐兵农理想的空泛、不切实际。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固执地坚持这一理想。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一感受,也在小说中逐步表露出来,当王玉辉来“看看”时,壁上满积灰尘,乐器、祭器也都锁着,显然已无人问津了。而到盖宽来游时,更是破败不堪,大殿的“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五间楼连“楼板都没有一片”,特别是“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却没有“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这正反映了作者礼乐兵农理想的彻底破产。然而,作者对理想的探寻并未终止。至于修祭泰伯祠一节,尽管是作者破灭了的既往理想,在艺术描写上又是败笔,然而它却的确是一度令作者无比激动的“事业”,在小说的构架上又占着高屋建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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