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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丕扬在万历年间出任吏部尚书，当时六十二岁，其职责就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明朝名义上没有宰相，尚书是最大的官。

　　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他创建了抽签法，明朝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无论贤愚，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的正派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礼部尚书于慎行对孙丕扬批评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舍;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简直可笑。于慎行的批评还考虑到了上任路途远近的特点，顺便说一下，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关系到“德”。

　　明朝大学士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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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丕扬谁都不怕，唯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是，于是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

　　宦官在名义上没有孙丕扬的官大，孙丕扬是正二品，宦官的头子不过是个四品，而且宦官是不允许干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宦官干预政事者斩。朱元璋也废除了宰相制度，并说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如此说来，孙丕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任何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亲自出面管理国家。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资产所有者亲自出面管理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并不是一个好制度，更何况管理一个国家。这是个体户的思路，这个思路容不下专业分工的出现，不承认臣民之中有管理人才。(现在，大企业都会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这叫专才专用。)

　　在这种制度下，禁止外人插手代理，那皇帝又如何?从小生长在深宫内院的皇太子，对民间实际情况的了解必定是肤浅的，他只有一套教条和理想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皇帝，很少有能力强的，要不就是有德无能，要不就是无德无能。以上两种皇帝都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协助他处理六部首脑提出的复杂问题。

　　皇帝批阅奏章，首先要由皇帝的秘书(内阁大学士)看一遍，替皇帝草拟一个处理意见，用小纸条贴在前面，这叫拟票(现在官场用的“拟同意”可能就是出自这里)。之后呈到皇帝手里，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太监持红笔记录，这叫批红。呈送奏章的人不如提建议的拟票人权力大，拟票人不如拿红笔写批示的人权力大，批红权大于拟票权，特别是在皇帝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行政权力的重心悄然转移。

　　不知不觉中，朝廷决策、官员进退，都把持在宦官手中，不许干政这些屁话，早就成了一纸空文。名义上权力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不能干，不肯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全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是潜在的规矩，确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这个规矩的人将在官场上碰的头破血流。

　　明朝必定出现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这个集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孙丕扬不愿意让路，但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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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这两种制度还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够资格，够年头，然后才轮的上你抽签。

　　论资排辈起源于北魏时期，当时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很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于是有个叫崔亮的官员采用了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对，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

　　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让步。明朝末年，孙丕扬也同样面临着权势集团的压力，抽签也是不得已。这两位相隔一千余年，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却相同，一个很明白的问题竟然用一千年也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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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有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的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明朝官吏的“工转干”大部分都是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进行的，吏部的一个吏员的肥缺就价值上千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太爷二十年的名义工资。权贵们收了人家厚礼，经常点着名安排某个人到某个位置。在孙丕扬生活的万历年间，如果某人从官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你想让他推荐你接任，即使你的学历资格都符合条件，也要交五六百两银子的推荐费，这相当于一户自耕农二十年的收入。还有一种形式，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如今的名媛圈凑钱摆拍和这个性质差不多)。他们花了巨大代价坐上了官位，最后买单的还是老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在哪个时代都不为过。

　　在上述情境下，我们设身处地为孙丕扬想一下，就会发现他胆识过人。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每个人都会变老，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在此条件下再进行抽签，把前程交给上天安排，天意是人人都尊重的，也不会有人反对。

　　当然，权贵们的路并没有被孙丕扬堵死，考选只是官员升迁途径之一，还有一条途径是保举。为了弥补考选不足，京官五品以上都有权保举官员。被保举者的升迁调用没有年头和资格的限制，也不用抽签。为了争取保举名额，有的人不惜花三千两银子来争取。

　　在明朝的最后几年，崇祯皇帝觉得抽签选上来官员实在不好用，就大力提倡保举，第一批保举出来的人还不错，不过接下来便一塌糊涂了。李自成破陕西，京都大震，明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官员中大肆行贿事件还在上演，崇祯就又采取抽签制度，当时许多地方已成废墟，有的地方危机四伏，不管是什么地方，一旦抽签抽中，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励精图治、与朝廷共命运的崇祯皇帝最后关头都不得不采取抽签制度，可见皇帝本人和孙丕扬一样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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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上的各种关系都摆平了，那么下边的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缴了皇粮国税，官员是不是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呢?不会，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需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构不成一个压力集团，就是一盘散沙而已，考虑他们也是多余。

　　作为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和原则上非常重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套，老百姓也会十分幸福的，当牛做马虽然免不了，皇亲贵族们好好对他们，给口饭吃好好养活着也行。有一个好牧人，好好替天子放牧，把握好屠宰数量，这样老百姓当奴隶也能当的美滋滋。但现实是，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上边什么也不知道。豺狼虎豹混进牧人队伍中，把牛羊们吃得断子绝孙，这是最黑暗的潜规则，这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介于白色规则和黑色规则之间，沿着这条规则上来的放牧者就是大杂烩，好人坏人都有，老百姓赶上谁就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人努力为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各代能维持二百多年，最后却难免灭亡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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