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中书职务，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曹魏建立后，沿袭汉制设立了中书制度。中书官员在两汉时期，一直是由宦官来担任的，其职责为传达朝臣上奏的文书、奏章，如果皇帝就奏章询问中书有关问题，中书可以对奏章内容提出初步建议和建议，供皇帝参考。
魏文帝代汉自立，建立曹魏帝国以后，也在朝廷设立了中书制度，但不再由宦官担任，而由普通士人来担任。曹魏在中枢设立中书省，以中书监为长官，中书令为副长官，其职责就是替皇帝起草政令、诏令和各种文书，同时还能就职务为皇帝提供参考意见。曹魏中书设立之初，品级是很低的，只有六品，职权也比较小，按正常制度，中书的权力被限制得很死，和顾问、秘书差不多。
但这并不妨碍曹魏中书发展成为权倾一时的要职，特别魏文帝和魏明帝两朝时，中书监和中书令权力非常大，“号为专任”，因为深受皇帝信任，所以朝廷各项政事皆能过问。
曹魏最有名的两位中书官员，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甚至在魏明帝病笃时，利用魏明帝无法言语的机会，强迫魏明帝改诏，启用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换掉了魏明帝之前拟定的由宗室成员辅政的顾命大臣名单。孙资和刘放以中书的身份，强迫魏明帝改诏之举，为日后司马懿篡权提供了契机，改写了曹魏的命运。
曹魏中书监和中书令的权力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居然能左右顾命大臣的入选。那么是否就能说明，曹魏中书是宰相呢?当然不能。
中护军蒋济就曾上疏魏明帝，批评中书令和中书监权力过重，有危害曹魏江山之危险。
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三国志·魏志·蒋济传》
蒋济在奏疏中提到了这么一句，所谓“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说的就是中书作为皇帝的近侍，可以利用皇帝精力不济之际，对朝政施加不确定的影响，从而严重的政治后果。后来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趁魏明帝病重时强行逼迫魏明帝修改顾命大臣名单，这和蒋济的奏疏不谋而合。
从蒋济的上疏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书不在朝臣之列，仅仅是皇帝身边的侍从而已。中书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的授予，而非制度使然。尽管中书有干预朝政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符合制度规定，仅仅是皇帝凭自己的喜好授权而已。由此可见，曹魏的中书权力的确很大，但权力来源于皇帝而非制度。
由此可见，曹魏中书权力过大，其实是皇帝信任他们并赋予他们一些权力所导致的。因为按照曹魏制度，中书职权仅仅是替皇帝起草诏令，必要时为皇帝出谋划策，并没有实权。不过在魏文帝和魏明帝两朝时，因为皇帝非常信任中书，所以中书提出的参考意见，皇帝往往会采纳。这就为中书干预朝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这也是他们权力膨胀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曹魏中书就宰相。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宰相应该同时具有议政权和统领、监督百官的权力。而中书虽然掌握了部分参政议政的权力，但也只是掌握了一部分而言，而且也没有监督文武百官的权力。所以曹魏中书完全谈不上是宰相。
那么曹魏的宰相是谁呢?曹魏前期和中期的宰相是三公(太尉、司徒和司空)，到了后期，就是高平陵之变以后，曹魏宰相变成了尚书(录尚书事、尚书令和尚书仆射)。总体来看，曹魏的宰相职权逐步从三公过渡到尚书，和中书没有太大关系。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魏文帝和魏明帝两朝的中书权力非常大，甚至超过了尚书，却不能被称作宰相呢?
其实前文就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是中书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宠信，而非制度赋予。按照正式的成文制度，中书的权力是比较小的，无法和尚书相提并论，但是如果中书受到皇帝的宠信，就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权力。
孙资和刘放这两位中书官员，敢强迫病笃中的魏明帝改诏，就是因为魏明帝平时太宠信他们了，再加上当时魏明帝病入膏肓，所以他们才敢这么放肆。如果魏明帝身体状况正常，或者就按制度来让中书办事，孙资和刘放是不可能篡改魏明帝遗诏的。
综合来看，曹魏中书权力之重，并不是正式制度规定的，而是皇帝宠信的结果。中书的本职工作就是替皇帝起草诏令，至于诏令的内容，当然是皇帝所决定的。在制度上，中书无权干预皇帝起草什么内容的诏令，自然也就谈不上议政权了。因为魏文帝和魏明帝经常咨询中书，才使得中书可以影响职务，特别是人事安排这部分。而且中书作为皇帝近侍，自然无法统领外朝的文武百官，更谈不上监督百官的执行情况。
无论是参政议政，还是监督百官，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曹魏中书的“宰相”名号，当然是名不副实的，并不是所谓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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