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雍正都是皇帝 两人为何都对自己的兄弟赶尽杀绝

  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李世民与雍正帝,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部二十四史,每逢以暴力改朝换代,便有尸骨成山,血流成海,自不必说。而同一统治集团的上层,围绕着权力分配的斗争,君臣相碛,父子相残,兄弟相戮乃至夫妇相夺,可谓不绝于史,多少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王子皇孙因而死于非命。

  白起攻战必克,难逃杜邮之诛,屈原忠心直谏,不免湘水之投。宫廷斗争中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的角谋,远比战场上的明枪真剑难防,就此伴随了一部血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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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人的地方必有争斗,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同时却也是人性。封建统治集团争的是什么?无非一个“权”字。权力是个人占有物质财富的依据,而优越感,支配欲的满足,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要求之一,因而,更高的权力地位,也意味着更大的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所以,权力被认为是导致人类相互冲突的根源之一,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强烈的腐蚀剂。

  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以至形成君主的个人专制。这是一种宝塔形的结构,每一层次的权力,都来自并受制于上一层次,而上层的权力,都必须通过它对下层的支配才能实现。这种结构并不能始终保持稳定。权力愈是集中,它便愈富于诱惑力,正因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下层的掌权者必须通过不断地向上爬升才能感到安全。而这样一种运动,无可避免地要指向帝王的宝座,因而,权力地位越是相近的人,他们的关系便越是微妙,愈富于内在的紧张性。

  如果说,不同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也常常使用阴谋手段,那么,至少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公开的,暴力的。相反,同一政治集团的内部争夺,其公开和暴力手段只是出现于最后一刻,更重要的是长期的策划,是不为人察觉的阴谨。

  他们本来处在同一个权力结构中,任何人所觊觎的更高权力,都是随时可能对他进行处置的更高权力,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善自掩饰,以求一逞,同样,占据较高权力地位的人,也必须处心积虑,力求洞察一切,当面说好话,背地使刀子,其实是皇权制度下官僚政治的题中之义。

  无法直接说那些搞阴谋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靠搞阴谋上台的也不乏其雄材大略,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绩,创立不朽功业的政治家,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天纵之才,一样是弑杀太子长兄,逼宫父皇,夺得皇位,因此,历史并不按照道德原则发展,而是利益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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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李世民这样的天才的政治家,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阴谋手段,诬陷、策反、谋杀,而后大讲仁义道德,以建立统治秩序。在权力斗争中充满着风云变幻,偶然的因素太多,所以有经验的政治家并不怎么相信优势地位的可靠性,往往在优势状况下也及早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在一个可能的对手尚未成为真正的对手时,就加以消灭,当断不断,后患无穷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验积累得太多,古代的政治斗争就越来越变得残酷,而且,只要成功了,就可以很自然地将自己涂抹成圣贤,将对方指斥为奸邪乃至猪狗,正如清朝雍正皇帝胤禛,对他诸多兄弟,八皇子胤禩、九皇子胤禟所做的那样。至于官方修撰的历史,自有一帮文人打扮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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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角逐,是极其聪明、狡诈的人才可参与的游戏。但仅仅工于心计还不够,还必须具备两种重要的气质,坚忍和必要时不计安危的孤注一掷。这可以说是商人的本领与赌徒的心理的结合。

  历史上,有很多人凭着机智、精明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之后,却变得畏缩起来,最终难免失败,如专断曹魏国政十年,却在高平陵之变临阵退缩,欲为富家翁而不可得的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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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权力游戏的重要法则,就是要善于窥察人心,知道每个人有哪些弱点可以利用。要行使权力就不能不利用人才,所谓善于用人,不仅仅是发挥一个人的长处,还要善于选择一个人的短处来控制他,当一个人才对自己不再有用、甚至形成威胁时,还要善于选择时机,将他除掉。

  刘邦唱到“安得猛士兮归故乡”,但杀起异姓诸侯王毫不手软,所以,“猛士”是要的,但用途是为自己“守”这份“产业”,如果不能为他看守家产,甚或有可能破坏这份家产,什么样的猛士,都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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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新官上台,往往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人员变动,有时甚至严重到大清洗的地步。因为原有的官员,新上司并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忠诚与感激,即使拉拢与加恩,也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这样他们对新政的投入热情就不如新人。

  而新人就不同了,破格提拔可以得到他们的效忠之心。而且,但凡有一定实践的老人,必然会对新的上司的新举措有自己的看法,也缺少建立功业的欲望。而新人就更多的是盲从,易于指挥。

  皇权专制的政治永远是神秘的政治,而神秘的政治永远充满阴谋,俗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但真正老老实实的人,只配种田做工,无法参与权力角逐。古今帝王将相,以及胸怀大志的才俊之士,对历代的权力斗争、阴谋事件,都花了大力气去揣摩,正如唐太宗所谓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是也。

  北宋司马光失意朝堂,不合于政,退而著书立说,完成了名彪千古的《资治通鉴》,对宋以前的权力斗争与政治阴谋特别关注,因而历代政治家均以它为必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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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话又说回来,千载之下,屈赋、李诗、苏词,尚能为千万稚童朗朗上口,而与他们同时的王公宰相有几人为世人所铭记呢?就是司马温公自己,在青史中作为《资治通鉴》作者的份量,也比他做为元佑党魁、北宋宰相的地位更重要罢。

  “文章千古事,功过一时评。”不外如是乎?如许多才俊之士将才智心血耗于无尽的权力斗争中,荒废了大好辞章……江淹为相,始有才尽之叹……悲夫?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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