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汉武帝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或许大多数人自从上小学起，就从历史教材、通俗读物，甚至是学术论著中得知：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实现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

　　尽管现在学术界在“独尊儒术”究竟是公孙弘，还是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究竟是田蚡，还是汉武帝?西汉历史上，究竟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和争辩。但从总体上来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应是史实。问题关键在于：汉武帝是否因真心信仰儒家学说，而使之“独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相是什么?如果不是汉武帝，是谁真正实现了“独尊儒术”?

　　一、汉武帝为政之实质——“以霸王道杂之”

　　在汉朝前期“黄老学说”盛行的时代，汉武帝自小接受的却是儒家思想的教育。汉景帝立刘彻为太子，任命倾向于儒学的卫绾为太傅，复拜大儒申公的弟子王臧为太子少傅。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诏令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任丞相卫绾上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其奏议被汉武帝采纳。

　　在尊崇儒学的窦婴、田蚡支持下，儒家学说一度盛行：“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

　　此次儒学复兴，因“赵绾请毋奏事东宫”，同时侵害了诸宗室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窦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击，“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

　　窦太后去世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

　　汉武帝尊崇《春秋公羊》学，又曾习《尚书》，晚年又习《诗》。立太子后，诏卫太子受《公羊春秋》。卫太子死后，武帝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命蔡义、韦贤以《诗》进授昭帝。

　　武帝时，诏书频频征引儒家有关经典文句，以加强皇帝诏令的权威性，蔚成风尚。儒学对西汉一代政治、经济、法律、礼仪制度、民族关系、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汉武帝虽尊儒，但他并不欣赏那些拘守儒家学说，不知时宜变通的“腐儒”，他更欣赏能将儒家学说与治世妥善结合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儿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据对汉武帝一朝官僚出身阶层的统计，也可看出，在三公九卿、王国相、郡太守帝国中、高级官僚队伍中，与其他阶层相比，儒吏甚至不占任何优势。

　　这也充分说明，汉武帝尽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为政实质，依然如其曾孙，即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中的“霸王道”，后世一般将其解释为“霸道(法家)”+“王道”(儒家)混用，另一常见的术语，则是“儒表法里”。

　　二、汉元帝时皇家宗庙制度儒家化改制

　　汉元帝刘奭(生卒年：前74年—前33年。在位年：前49年—前33年)，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子。少时即好儒，曾因此差点被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

　　刘奭即位后，在儒者出身的丞相韦玄成等人支持、推动下，对西汉初确立的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皇家宗庙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是分两步完成的：

　　第一步是将自汉惠帝至汉宣帝时期，在郡、王国为高帝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修建的167所宗庙，一概拆毁。这次改革，很顺利的推行完成。

　　第二步是仿效儒家经典记载的“七庙”礼制，实行汉朝皇家宗庙“毁庙”礼制。这次改革，因牵涉到对汉文帝、汉武帝历史地位的评价，及汉武帝晚年爆发的“巫蛊之变”这一敏感时政，在统治阶层内部引发了剧烈的争辩。汉元帝、韦玄成为弥缝诸派异说，可谓绞尽脑汁，改制方案多次推翻重制，前后延宕一年多的时间，韦玄成提出的兼顾众臣意见，表面上符合儒家经典的改制方案，才无异议地获得通过。

　　这一方案是：皇家宗庙有高、文、景、武、昭、皇考(宣帝父刘进)、宣7所，符合《礼记》等“天子七庙”规定;上述7庙分属“君统”(高、文、景、武、昭、宣)、“宗统”(高、文、武、昭、皇考、宣)，实质为“六庙”之制。

　　三、汉成帝时郊祀、职官制度儒家化改制

　　汉成帝刘骜(生卒年：前51年—前7年。在位年：前33年—前7年)虽在历史上因贪酒好色，外戚擅政，一直蒙受“差评”。不过，西汉帝国郊祀、职官儒家化改制，却是在汉成帝在位期间完成的。

　　儒家经典记载，西周时有祭祀天、地的郊祀礼：冬至日在京城南郊圜丘(或作“圆丘”，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的圆形土丘)祭天，夏至日在北郊方丘(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的方形土丘)祭地。

　　在中国古人观念中，天为阳，地为阴。冬至日是阴尽阳生之日，所以选此日祭天;夏至日是阳尽阴生之日，所以选此日祭地。南方为阳，北方为阴。所以祭天的地点在都城南郊，祭地的地点在都城北郊。天为圆形，地为方形，所以祭天坛“圜丘”为圆形;祭地坛为方形。因祭地坛四周环水，以象四海，故亦称“方泽”。今北京的天坛、地坛，即明清时期皇帝大致仿效周礼，举行郊祀礼的场所。

　　春秋战国时，秦信仰“五帝”，先后修建西畤、鄜畤、畦畤(白帝)，密畤(青帝)，上畤(黄帝)，下畤(炎帝、赤帝)。秦统一后，将六畤改为雍(秦国故都，今陕西凤翔)四畤，皇帝每三年的岁首十月，在雍地修建的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四畤，祭祀青、黄、赤、白四色帝。

　　汉承秦制，刘邦又于雍增建北畤，祭祀黑帝。汉文帝又在渭阳修建五帝庙，于四月举行祭礼。汉武帝即位初，也于雍五畤祭祀五帝。后来，他又采纳方士缪忌的建议，以“泰(太)一”为地位最尊的天神，降五帝为“泰(太)一”辅佐;在京城长安东南郊修建“泰(太)一”祠，举行祭祀。汉武帝后又为天一、地一、太一修建神祠。汉武帝还在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修建泰畤，称甘泉泰一，祭祀天地。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汉武帝又在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修建后土祠。

　　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 年)十二月，在儒者出身的丞相匡衡推动下，分别在长安城南郊修建圜丘，在北郊修建方丘。翌年正月，在南郊祭天，三月，在北郊祭祀后土。这是汉代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开始。这一遵循儒家经典实行的郊祀礼制，虽在成帝、哀帝时，或因皇帝无子嗣，或因皇帝多病，曾两度废罢。但自王莽再次仿效周礼制定郊祀礼制后，历代皆大致遵循不变。

　　《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记载，周代中央，实行天官(冢宰、大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制。

　　秦实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的“三公九卿”制。

　　汉成帝前，西汉中央职官基本沿袭秦制，仅对“九卿”若干职官名，进行了变革。

　　汉成帝时，改三公官名：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 年)，改丞相为大司徒。这一系列改动，显然是受儒家学说影响的结果。

　　汉武帝虽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但他并非真心尊崇儒家学说，而仅仅将儒家学说作为雕饰、粉饰统治的工具。汉武帝施政的本质，依然是杂霸、王之道，唯利是图，无常式可循。真正信仰、尊崇儒学的，反而是饱受后世诟病的汉元帝、汉成帝。他们在位时，分别推行的皇家宗庙、郊祀、职官诸制度的礼制化、儒家化改制，恰恰是其尊崇儒学的真实体现。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曰：“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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