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朱棣。
公元1421年2月2日，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大明永乐大帝朱棣发了一道圣旨，大明朝的新年祭祀由南京改成了北京，国都也正式迁往北京。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一天，大明王朝睥睨万邦，朱棣高坐在北京奉天殿的龙椅上接受大明文武群臣的朝贺，接受仰慕上国的各国使臣们的朝贡和效忠。
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成，是日早躬，诣：太庙奉安五庙，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诣，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孙诣，社稷坛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国公沐晟诣，山川坛奉安山川诸神主。礼毕，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三》
那么，明朝迁都北京的历史意义在哪里呢?
朱棣迁都北京，也就意味着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及其周边的大片地域成为明朝的统治核心，这也是自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来，以朱明皇室为首的中国古典汉族政权对华北地区的控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程度。
而定都北京，在北元政权依旧在草原纵横而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情况下，同时也伴随着蒙古瓦剌的南侵及建州女真的崛起，“天子守国门”也就成为终明一朝的政治特色。
问题就在于，迁都北京，或者说“天子守国门”，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如果我们以结果倒推来看，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就是因为死守北京而不愿意南迁，最后城破、身死、国灭。
从这一点来看，迁都北京，或者说“天子守国门”确实是弊大于利。
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明朝的灭亡就是从朱棣迁都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因为耗费了无数的粮米钱财，掏空了国家财政赋税。
而在明朝立都北京的两百多年间，又多次重修被雷击、火灾等破坏的紫禁城各殿，更是耗费钱粮无数，加剧了大明财政负担。
比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就坚持这样的观点。
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明夷待访录建都》
黄宗羲的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作为后人，所有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我们都必须代入当时的环境中，结合时代的脉络，才能探寻到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真相。
故而，我们必须知道，朱棣为什么执意迁都?
很多人说，朱棣之所以要迁都，是因为他的帝位不是朱元璋的遗诏任命，而是通过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手中抢来的。
在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统治权的争夺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朱棣杀戮太重，结怨太深，故而，他在江浙文人心中的认可度上比不过建文帝。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迁都到自己曾经的封地燕京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公元1402年7月13日)燕军攻入金陵城的那一刻起，朱棣就已经以一个强势帝王的面目出现在群臣的面前，并通过拉拢、分化、杀戮等手段，对建文朝的大臣进行了人员调整，同时又加强了锦衣卫的权力，很快稳定了朝堂。
这样的强权帝王，会因为建文遗臣以及江南的文人士子暗自心向建文，而担心自己的统治不稳，需要通过迁都来解决?
事实上，朱棣执意迁都燕京，他的主要考量有两条：北扫残元势力稳固大明边疆，开发北方经济均衡南北发展水平。
1、明朝是在元末大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承担了驱逐蒙元统治、恢复汉家衣冠的历史重任，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的时间里，也最大幅度地建立了北疆防线，但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扫除北元势力。
这些逃入草原漠地的元朝贵族们，依然惦记着中原的富足，时刻整军南下，侵扰明朝边关。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会分封藩王御北，建立边疆卫所，以确保大明安宁。
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皇明九边考》
基于这一点，为了和北元争夺各自民族的生存空间，为了大明和西域之间的通道能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继承自己老爹打残、消灭北元势力的理念，作为汉族人最后一位世界级的大帝，朱棣都必须迁都北京。
北京古称燕京，地理位置优越，按古代风水的说法，其所呈现出来的“王气”并不弱于南京。
况且燕京在经过辽、金、元三朝统治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衔接地带，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已经成熟。
所以，以燕京为都，政治中心北移，全国资源，如：粮草、赋税、人才等都能全力向北方集中，更有利于大明中央政府调配，在进军草原剿灭北元势力时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实际上，朱棣五次亲征蒙古，除了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对漠北用兵是在当年的夏秋之际，其他四次都集中在冬春之时，目的就在于利用冬天漠北大雪没有完全融化，春天牧草没有完全长出来，草原部落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发动进攻，更能在最大程度上击溃草原部落的心理防线。
事实上，对照朱棣的五次亲征漠北的准备过程，就能看出定都南京和定都燕京的优劣势。
第一次亲征漠北(永乐八年二月)、第二次亲征漠北(永乐十二年三月)，大明都城还在南京，帝国中枢为了这两次战役分别各准备了近半年之久。
第四次亲征漠北(永乐二十一年八月)，第五次亲征漠北(永乐二十二年四月)，大明都城已经迁到燕京，在朱棣决定出兵的意志下达后，帝国中枢的战备资源调配各自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而第三次亲征漠北(永乐二十年三月)，因为大明才刚迁都燕京，从朱棣提出亲征漠北(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开始，到大明正式出兵，帝国中枢完成战略资源准备也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由此可见，具有战略性、开拓性、武勇性的汉族最后一位世界级的大帝，朱棣在决定迁都燕京的那一刻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2、明朝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成了南移。
明朝是在元末大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朱元璋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明朝国力得以恢复，经济也逐渐复苏，但需要注意一点，此时的大明王朝的经济中心全部集中在江南，严格意义上说，是江浙一带。
但大明是一个整体，朱元璋为什么在江浙地区征收的赋税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以至于建文登基后开启的“新政”，第一条就是降低江浙地区的赋税比例?
真的是因为朱元璋对张士诚曾经统治的区域进行高纬打击，以惩罚江浙地区的百姓在元末支持张士诚和他朱元璋对抗吗?
如果说在最初灭了张士诚的那几年，朱元璋还有这样的想法，但大明都剪灭了元末群雄，驱逐了元朝统治者，他还有必要对自己的大明子民这样做?
事实上，朱元璋在江浙一带征收高赋税，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江北经济，换句话说，用江南的钱发展江北，既然江南征收了高赋税，那江北就可以降低赋税，甚至免税。
他就是这么做的。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为例，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以占大明土地5.8% 的比例，却向明廷缴纳了当年9.3%的税粮;而南直隶的苏州府，土地仅占大明土地的1.1%，却向明廷缴纳了当年税粮总额的9.5% ;同样是南直隶的松江府，土地只有大明的0.6%，税粮却占了当年税粮总额的4%。①
以此，可以看出江浙一带承担着大明王朝很高的税赋。
但是，朱元璋对江北地区的免税力度却是远大于江南地区的。
(洪武二年春)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与蠲免······今晋、冀平矣，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供亿浩穰。去岁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诸郡及无为州今年租税······(洪武七年)二月······平阳、太原、汾州、历城、汲县旱蝗，并免租税······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祎府州县被灾田租。辛巳，振苏州饥民三十万户。癸巳，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之半······(洪武十五年夏四月)壬辰，免畿内、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税粮······(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丁酉，免畿内、山东秋粮······十二月壬辰，诏河南、山东桑枣及二十七年后新垦田，毋征税。---《明史·太祖本纪》
我们要知道一点，古代生产力和现代是无法比的。
在古代要想发展城市经济圈，无非两点，该城市要么是全国政治中心、或副政治中心、或是政策上倾斜及生产力得到解放的商业经济活跃带，否则是无法发展起来的。
明朝初期，朱元璋定都南京，就已经决定了明朝的城市经济圈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江浙一带，为何?
南京是国都，全国政治中心，汇集了大明全国各地的才子、佳人，十里秦淮自然是可以带动周边的;苏杭二地自宋以来就已经成为王朝的经济命脉，明朝虽然重税，但她们的底子一直都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北，或者说沿大运河一带，以及曾经的大宋第一城，开封，如何才能发展起来?
所以，迁都燕京，将全国的人力、物力等重要资源倾斜北方，利用大运河的航运优势，恢复元朝时期的漕运，发展沿河城市经济带，带动中原和陕甘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大明南北经济发展的均衡，以减轻对江南地区的吸血，从而进一步稳定朱明皇室的统治。
事实上也是如此，明廷迁都燕京后，因为政治中心的转移，以大运河为纽带而发展起来的运河城市经济带大放异彩，从南到北，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聊城、沧州、天津、通州、北京等也更加具备了经济活力。
而正因为大明迁都燕京，才有了金朝时期的小小直沽寨，生长成了燕京东边的盾牌天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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