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都,西汉知名酷吏,是如何协助西汉走向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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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汉时期,曾发生了这么一起事件:一个妃子上厕所遭遇野猪,皇帝命令贴身侍卫前去搭救,但对方竟然抗旨不遵守;而闻讯此事的太后不仅不生气,反而奖赏了这个侍卫几百斤黄金。

  这个“侍卫”的身份可不一般,他名为郅都,不救妃子算小意思,后来他成了西汉知名酷吏,屠杀豪族、收拾皇亲国戚毫不手软,众人闻风丧胆,送给他“苍鹰”的外号;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也毫不吝啬的对他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

  如果我们望文生义,认为这类人是“封建时代糟粕”的话,那就显得过于武断了:酷吏任何朝代都有,但最有市场、最具影响力的时期,正是在以强大著称的汉朝。他们的存在,高度吻合了特定时代下的人性、制度需求;甚至对照现代职场领域,也能让人产生一些共鸣。

  结合郅都这个人,我们来探究下“酷吏”的独特之处。

  在汉文帝时期,郅都是郎官,也就是皇帝的侍从;待到汉景帝即位后,他担任了中郎将,可以理解为侍卫长。但他给自己界定的工作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皇帝进行人生保护这一概念,不但经常在朝廷上当面进谏,有时还跟大臣对面硬怼,喷得对方哑口无言

  有一天,汉景帝一行进入皇家园林上林苑游玩,郅都陪同护卫。途中,随行的皇妃贾姬(中山靖王刘胜的生母)如厕方便,众人在不远处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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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一只野猪蹿进了厕所,汉景帝连忙给郅都使了个眼色,暗示他进去救人,但郅都压根不搭理,杵在那里纹丝不动

  汉景帝急了,操起武器就要自己杀进去,但却被郅都跪在身前苦苦挡住:“妃子死了,可以再找一个;但陛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祖庙和太后交待?”

  汉景帝也不禁犹豫起来,就在这时候,野猪自己走掉了,贾姬毫发未伤。窦太后听说后,对郅都赐金百斤以示褒奖。毕竟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儿子肯定比儿媳妇重要,何况儿子还是个身担重任的皇帝。

  郅都的那番话冠冕堂皇、合情合理,但并没有解释一个问题:他为啥不进去救人?

  有人说他担心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所以才对汉景帝寸步不离。个人认为并非如此,而是出于郅都的头脑清醒:如果自己真的冲进去救人,但不幸看到了不该看的(甚至即使是嫌疑)对象,导致有损皇家尊严,届时的后果,可比贾姬一个人被咬死严重得多了。

  也许这才是郅都获得窦太后重奖的主要原因,更是他接下来被汉景帝重用的考虑所在。

  当时,在济南郡有个姓瞷(jian)的大家族,在当地呼风唤雨、彪悍强横,关系网盘根错节,搅得当地一塌糊涂;朝廷任命的太守也投鼠忌器、束手无策。汉景帝怒了,任命郅都前去收拾烂摊子。

  郅都到任后,根本不和任何人讲情面,把瞷氏的刺儿头抓起来砍了脑袋,其他人吓得战战兢兢,再也不敢作恶。在郅都的铁血风格下,一年后,济南郡从曾经的治安落后郡,华丽变身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模范。

  由于卓越的治理能力,郅都后来官至中尉(首都治安官)。他为人铁面无私、公正廉洁,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也不吃吃喝喝;工作中,无论对方是何等权贵,他都依法处置,绝不网开一面。他经常说,自己既然当了官,就应该“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即,为了工作,愿意不顾妻儿老小搭上自己的命(最终确实这样)。

  秉承这种理念,郅都执法时特别严苛,就算是皇亲国戚、功臣列侯,如果犯了事,在他这里也免不了遭受酷刑折磨;甚至面对平定了七国之乱、位极人臣的周亚夫,他也是不卑不亢、毫不畏惧。由此众人对他极为惧怕,私下里称他为“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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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48年,被贬为临江王的原太子刘荣因为私占公地被押进中尉府受审。面临严苛的审讯,他请求写信向父亲汉景帝认罪,但郅都坚决不允许。后来,依靠窦婴偷偷送进的笔墨,刘荣写下了一封谢罪书,其后自杀。

  孙子被逼而死,窦太后自然要找麻烦。汉景帝为了保护郅都,起先把他免官在家,后来又把他派到雁门上任,授权他负责当地一揽子事务。

  雁门郡地处大汉、匈奴交界,时常遭受对方的袭扰,向来不好治理。但听说郅都这么一位铁面无私、恪尽职守的官员到任后,匈奴人很长时期内都不敢骚扰。

  然而,窦太后仍旧不依不饶,盯着郅都穷追猛打。不久后,郅都被处死,兑现了那句“奉职死节官下”的誓言。

  郅都之死,刘荣事件只是导火索,长期以来对权贵、勋旧利益的触犯才是根本原因。结合郅都的案例,以及《酷吏列传》中提到的晁错张汤等人,我们可以总结出酷吏的四大共同特征:

  其一,他们不徇私情,是严刑峻法的忠实拥护者、执行者,手段无情到冷血;

  其二,不畏权贵,不怕得罪既得利益阶层;

  其三,深受皇帝信任;

  其四,最终没什么好下场。

  如果我们把上述四项结合起来,就能发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的本质原因:

  首先,他们的存在是“合法”的,有法理逻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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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随秦制,完全继承了秦朝的法律体系。在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子看来,儒家的仁义治国理论貌似很理想;但问题在于,品德高尚的圣人几百年才能出一个,指望这些人治国是不现实的。

  相反,即使是个资质平庸的基层官员,如果完全按照法律条文行事、毫无私心,也能把恶人治的服服帖帖。即:“坏人”比“好人”更适合管理社会。

  其次,酷吏实际上皇权的代理人。

  在我们印象中,皇权至高无上;但实际上,在西汉初年,无论是文帝、景帝,甚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都曾长期面临着后族、贵戚、功臣、世家等既得利益阶层的掣肘。面对这些强势群体,一般官员逢迎、拍马屁都来不及,哪里敢为了公家的事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酷吏敢,作为法家理论的忠实拥趸,他们能够毫无惧色的以法令为武器,跟权贵较真、硬碰硬。而对于皇帝而言,也特别喜欢用这些认死理的“老实人”替自己干“脏活、累活”,目的达到了,黑锅由这些人背,何乐而不为?

  其三,理想的替罪羊

  办事认死理、不讲人情,注定了酷吏们的名声不会怎么好;为了维护皇权,不畏权贵,又让他们被既得利益阶层视为眼中钉。因此,在需要这些人的时候,皇帝能够对其进行力撑;但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需要缓和冲突时,帝王们往往又能壮士断腕,“顺应人心”,果断舍弃这些成为众矢之的的工具人,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背锅侠。

  所以,皇帝需要酷吏,毕竟他们没有私心,不会徇私枉法,更不会以公家利益为代价替自己换取名声,是落实皇权的理想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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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这些人的特点,注定了他们在政坛中是孤立的,不会拉帮结派,容易掌控,还能替皇帝吸引仇恨。在形势需要的时候牺牲他们,不但不会引起动荡,反而会让人们“喜大普奔”,再次有助于提振皇权。

  这就决定了,历史上的那些酷吏,无论是汉代的晁错、张汤、郅都,还是唐朝的周兴、来俊臣,得势时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形势改变时又会首先沦为牺牲品,这既是人性的真实反映,也是封建政治残酷性的体现。

  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酷吏”都是坏人。比如张汤,一生中得罪权贵无数,但在被逼自杀后,他的所有家产加起来只值500金;他的所有收入,都来自职场的俸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非法收入。相对于那些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违法乱纪贪腐成性的权贵而言,酷吏倒也有可取之处。

  其实在我们如今的职场中,也不乏酷吏类型的人:看似不好相处,但总能得到领导的重用。其实人家不一定是马屁精,极有可能是因为有原则、够忠心,能够完全执行领导的意志,愿意搭上自己的名声、人际关系,替上级干脏活累活。存在即合理,对于这样的人,咱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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