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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能荒唐到什么程度?
万历年间，有个吏部尚书叫孙丕扬。我们知道，吏部尚书在六部长官中的地位相当高，因为他所负责的工作关系到整个官僚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吏部就相当于组织部、人事部、编办的集合体。这位身居高位的孙丕扬，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制度——抽签选官。
最离谱的是，这套政策一经出台，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称赞。后来到了清朝，这项制度竟被沿袭了下来，成为大清的常驻政策。
万历二十二年，孙丕扬奏疏，拟定了掣签法的章程。具体的内容，就是吏部在进行官员选拔的过程中，先将备选人的地区、官职等信息写在竹签上，然后将所有竹签放在竹签筒里。随后，所有预备役官员，在筒子里进行抽签。
运气好的，能在富庶的地区担任要职;运气糟的，就只能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当芝麻官。这种制度，就是不论能力高低，就职全靠运气。明清交替完毕后，清朝的统治者沿袭了这一制度，一旦有地方官外调，一律遵循掣签法，靠抽签来决定任职的地区和官职。
那么，制定了掣签法的大臣，脑子里有多少水分?
仔细翻翻史料，事实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明史》中白纸黑字地记载着孙丕扬的生平履历，从他的政绩来看这个官员曾担任过刑部尚书。不论是刑部还是吏部，都是要害部门，能够在“七十有八”的年龄仍“白首趋朝”，可见这老倌非但官运亨通，能力也是不错的。据记载，孙丕扬在担任吏部尚书的过程中，刚正不阿，没有一个投机分子能从他这走后门。
既是如此，他为什么要发明抽签选官这种让自己身后名蒙羞的制度呢?
这还要从宦官专权的历史背景谈起。万历朝后期，宦官权倾朝野，太监们的魔爪已伸向外廷，影响到官员的任免中。但凡要害岗位，几乎都是由宦官确定的人选霸占。显然，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用不了多久朝野上下就遍布宦党了。孙丕扬想要打破这种状况，能够凭借的方式只有更改选拔制度，也就是发明掣签法。
可以说，孙丕扬的这一决定是相当无奈的，他不想与阉党沆瀣一气，又生怕得罪权倾朝野的太监。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让官吏的选拔相对“公平公正”。一切外放的官员，全凭运气进行选调，这总好过让那些阉党指派的人手身居要职。据说，孙丕扬制定了这一政策后，人们都说这吏部尚书办事公道。从这一现象的背后，我们就能看到万历朝着实已烂到了骨子里。
这一时期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的现象屡见不鲜。礼部靠科举赚取暴利，吏部靠官员选调发财，文武百官对这种现象早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中有阉党王振操纵群臣，连于谦这样的能臣都被打入死牢，要不是山西、河南的老百姓请愿，恐怕于大人就要葬身于万历朝了。
严嵩之所以上位，就是因为他上供了“千辆资财”，这才顺利地爬上了内阁首辅的高位。严嵩当权后，为了收回这笔成本，便开始大肆卖官。严嵩被抄家之后，总共搜出三万四千两黄金，二百万两白银，其他珍宝不计其数。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皇帝是个庸君，内廷被太监把持得严严实实，外廷又有严嵩这样的高官兴风作浪。从宰辅、六部到各级官员，一条根须纠缠的利益链条就此形成，对国家的吏治造成了莫大的危害。孙丕扬所发明的抽签选官法，正是一条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良策。
相比之下，明朝的官员选拔制度比此前公道了许多。
所以，《明史》中对孙丕扬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虽然这套制度的出台让吏部无法辨才选官，但却杜绝了营私舞弊的弊端。倘若没有孙丕扬，恐怕明朝的吏治将会进一步恶化。这也正是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的表现，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对其进行批判和评价。
孙丕扬墓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流曲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当地激进分子的严重破坏，现仅存遗迹了。
为什么说从这一历史事件上，足以看出一个王朝的荒唐呢?
一个国家，要靠抽签选官这种办法，来保证人事任命上的相对公平，足见，该政权着实已烂到了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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