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西汉天才政论家贾谊的经典断语，被后世广泛引用，似乎坐实了“秦朝亡于法家”这一结论。
贾谊的水平毋容置疑，但任何人发表观点都免不了会自带立场。在秦朝时，统治阶层信奉法家、对儒家无情打压，让世代儒生愤愤不平。而随着秦朝的昙花一现，憋了一肚子火的儒生自然会把其原因一股脑的归咎于严刑峻法。但实际上，西汉的刑罚并没有比秦朝宽松多少。
秦朝迅速灭亡的首要原因并不能归于某一种思潮，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因素。其中，统治者对法家体系的破坏可以被视为主因。
根据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观点，法家治国体系讲究法、术、势的三位一体。
所谓法，就是法令，相对于儒生提倡的“仁政、道德”等难以量化、落实的概念性事物，具体的法令条款开放透明，具备简单易懂、便于执行的特征，而且还能避免人为干扰因素，很够很好地帮助统治者维护集权、安定秩序，有效维护政权利益;
术可以理解为帝王驾驭臣子的权谋，即所谓的帝王之术;
势就是权势，“势者，胜众之资也”，它是帝王掌控臣民的资本;掌握了权势，才能使臣子、百姓被自己驱动。
因此，法家主张的本质，说白了就是用物质与精神奖赏为刺激，迫使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荣誉而孜孜不倦地为封建政权卖命。以军队为例，秦国之所以能打造起一支令六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秘诀就在于严密的军功爵制提供的巨大诱惑。因此，后世的封建军队基本都延续了这一思路。
但这种体系想要有效落实，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
首先，《商君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壹民理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即要对官员和百姓统一奖惩、统一教化;帝王褒扬一个人，只能基于一个标准：对方对国家的贡献，而不能源于任何的帝王个人喜好;教育百姓，也只能用一种理论，避免思维混乱、对社会造成负面冲击。如此一来，就能把所有资源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来，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其次，法家认为“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即帝王不能事必躬亲，而是要充分发挥臣子的作用。但这一主张的出发点却很腹黑：
其一，人无完人，帝王做得多、犯错的机会就随之变多，将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威严;
其二，啥都让帝王干了，臣子就会变得庸庸碌碌。闲则生事，这些人反而会成为政权的负担和危害。
也就是说，法家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权，但这一过程对帝王本人有着极高的要求：要头脑清晰、公私分明、意志坚定、压制欲望，善于使用奖惩、利害关系驱动臣子为自己卖命。
秦始皇首次把法家治国理念推广到全国，推动古代国家治理模式由贵族分封制迈进郡县制，奠定了后世两千年的基础。但他本身的一些做法，实际上也违背了法家所推崇的主张。
如上文所提，法家反对帝王事必躬亲，但秦始皇在位期间的表现却与此完全相反，他是出了名的勤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事无巨细都由其本人定夺，他甚至以重量来计算自己每天要处理的文书数量，若没完成指标，当天决不休息。
这一作风，体现出秦始皇对如何管理好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紧迫压力与责任感。同时，得益于他的杰出才能，也有效维持了草创大一统王朝的短暂稳定。
但从长远来看，这也带来了负面作用：权力过于集中于帝王之手，大臣们的积极性、能动性被削弱，假如继任者素质太差，那将是灾难性的结果。秦二世恰恰验证了这一理论。
此外，秦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源于朝廷无节制的大兴土木、征调徭役，但这一做法其实正是法家强烈反对的。
实际上，若对照《韩非子·亡征》中所列举的数十种国家灭亡征兆，秦朝踩红线的地方不是一点两点：
“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即：轻视法令而好用计谋、荒废内政而依赖外援的，可能灭亡。秦二世、赵高、李斯这三人的组合，正是玩弄权谋的典型。他们为了威慑朝廷内外，肆意修改法令、加重刑罚，甚至还搞出了“指鹿为马”这种荒谬的阴谋，导致统治腹地关中都人人自危。根基已动，秦人再也没有以往那种愈挫愈勇、悍不畏死的作风，战斗力直线滑坡;
“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穷奢极欲、过度消耗百姓人力财力的，国家一定长久不了。这一点就不需过多解释了。
“听以爵不以众言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君主听取某一位高官的意见，却不去验证相应意见的真实性，政权可能灭亡。这就是所谓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秦二世与赵高，正是活生生的反面写照。
“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君主善恶不分、毫无原则，国家将亡。这说的正是秦二世以及赵高等人。
“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君主为人凶狠不和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国家极有可能灭亡。
......
像上面这种与法家理念背道而驰的行径，秦二世君臣干得简直不要太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亡征》篇。
诚然，法家的思想确实存在着时代局限性，比如过度强调用利益驾驭民众，注重人们的兽性却忽视了温情;
主张“辱民、贫民、弱民”，让老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拼尽全力，过于残忍无情;
强调“杀力”，即通过战争，外杀强敌、内去强民，既去掉了刺儿头，又能增加人们内心的恐惧感，从而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这一幕似曾相识，如今的国际上经常上演)
但这些并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相反，这些主张，在后世的两千多年中反而沦为了被无数统治者尊崇的“帝王之术”。
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除了对法家体系的破坏外，原有思路难以适合新形势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法家的治国理念有一大特点——见效快但作风刚猛，在推行之初，必然会招致各阶层的反抗。当初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为了镇压反对者，曾经“临渭沦囚，渭水尽赤”，所杀犯人之多，让渭水为之变色。
由于当时的秦国疆域几乎限定在关中地区，对这一有限区域实行有效控制并不是什么难事。通过严酷的国家机器镇抚，变法顺利推行十年，结果立竿见影：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
十年过后，人们从变法中尝到了甜头，无数平头老百姓通过农、战封爵受赏，一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于是他们情不自禁的纷纷表示“商鞅变法好、商鞅变法秒”。
因此，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要将变法推行到六国，同样会招致激烈的反抗。但以那时的交通技术条件，要实现对广阔疆域的有效控制并非难事，更可况秦二世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承受的极限。因此，当陈胜吴广起义爆发时，兵力主要集中在长城及岭南的秦朝无法做出及时反应，给了起义肆意蔓延扩张的机会。
当然了，如贾谊所言：“攻守之势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初支撑秦国崛起的变法也应该随之改变。当初秦国的变法及所以奏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实敌人的存在，为人们通过“农战”获取功名爵位提供了可能。而随着秦朝统一华夏，曾经的敌人都成了子民，征服新敌人(如匈奴)的必要性并没有那么迫切，这就使原有的体系突然失去了着力点。
这种情况下，秦朝统治者应当适时调整治国方针，顺应全新时代特征的需要。但也许是没有前车之鉴的原因，秦朝帝王不但没有改弦易张，反而基于对原有体系的迷信，一味地延续已显得僵化的严刑峻法，甚至还走向了让人闻之色变的极端。最终，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六国贵族趁机复辟。
也许这就是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代价。
因此，秦朝的昙花一现，也许正是败在了没有前车之鉴，不得不吞下创新带来的恶果。而他们的悲剧，却为汉朝提供了活生生的反面例子，无论是郡国并行制，还是外在柔和、内在严酷的治国套路，汉朝逐渐摸索出一条通行千年的大一统王朝治理新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秦朝并不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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