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双筷子,汉景帝就杀了功臣周亚夫?

  大家好,说起周亚夫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随后赏了对方一大块肉却没配筷子。周亚夫回头招呼宫内官员给自己拿餐具,却因此给自己招来了杀生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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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解释这一事件的背后逻辑?筷子事件是汉景帝刻意安排的一次测试,目的是为了最后一次确认周亚夫的“职场态度”;可惜的是,周亚夫给出了最糟糕的回应。

  按理说,凭借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劳,周亚夫应该被皇帝当成宝才是。不过这种思维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封建政治的逻辑并不是这样。

  古代统治秩序的本质是家天下,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有一个让人无奈却又客观存在的规则:识时务者为俊杰。啥叫“识时务”?揣摩出统治者的想法,其后顺势而为。

  身处权利核心圈,若想有所作为(无论好坏),必须先获取统治者的认可、支持;无论是那些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忠臣,还是一手遮天、为非作歹的奸臣,他们之所以能成功,与统治者的诉求保持一致是基本前提。

  举个例子:在唐玄宗李隆基前期,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啥能成为一代名相?因为他们吻合了李隆基励精图治的需求;到了后期,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啥能成功排挤张九龄、兴风作浪十余年?那是因为他吻合了李隆基加强皇权、享受权利的渴望。

  而周亚夫和他的父亲周勃有些类似:爷儿俩之所以饱经官场沉浮,是因为他们的作为与统治者的需求并非一直处于同步状态。当双方步伐一致时,周氏父子就是国之栋梁;否则,他们就成了威胁统治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我们先看周勃的案例。在《史记》中,他与萧何曹参张良一样被归为《世家》之列,可见他被司马迁视为汉朝的核心功臣。作为一个曾经以编蚕箔、在丧事上奏乐维生的底层穷苦人,他抓住秦末乱世提供的机遇、跟随了一个正确的领导(刘邦),靠着努力得以封爵绛侯、官升太尉,实现了人生的成功逆袭。

  经常有朋友表示好奇:为什么刘邦那些出身“屌丝”的沛县老乡个个能成为一代名臣,难道他们都天赋异禀?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如果你自身态度端正、学习能力没问题,再加上跟对上级、站对队伍,成就一番事业并非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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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周勃的特点,刘邦临终前曾经做出了一个青史留名的论断:“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由于出身的原因,周勃没什么文化水平,但性格耿直、质朴,为人靠得住,对刘邦家族有很高的忠诚度,所以被视为能够为刘氏后人保驾护航。

  刘邦不愧为洞悉人性的一代英主,周勃在后来的表现一如其所料。吕后掌权期间,周勃与陈平等功臣群体审时度势、虚与委蛇,暗暗保存实力;吕后去世后,他们立即翻脸暴起,联合宗室以“诛不当为王者”的名义举兵反吕,不分男女老少、把吕氏全族诛杀殆尽,随后把代王刘恒(汉文帝)扶上皇帝之位。他可谓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安刘氏”的重任。

  当然了,周勃之所以如此卖力,自然也有维护功臣集团利益的考虑。当他的这一诉求与与刘氏一致时,他就是刘邦口中的“安刘”者;但一旦统治者需要强化皇权时,他这种能够左右诸吕生死、轻易废立皇帝的功臣首脑,无疑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因此,当汉文帝稳住阵脚后,一步步对周勃下手。这位“安刘”的大功臣,两次被免去宰相之职、遣回封地。后来甚至被人告发有谋反意图,被关进了刑狱、饱受狱吏的羞辱,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太尉由此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后来靠着薄太后的关照,周勃才免去了牢狱之灾、得以善终,并且得到了“武侯”的谥号

  一朝天子一朝臣,周勃在文帝期间虽然经历了些许波折、领略了帝王权术的威严与无情,但毕竟他曾久经复杂的政治斗争考验,对于君臣关系总体把握得当(比如被汉文帝暗示退休时,他几乎没有丝毫迟疑),总算惊险过关。但他的儿子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周勃去世后,儿子周胜之曾继承爵位,但后来犯事被废黜;几经波折,周氏诸子中最优秀的周亚夫被封条侯、子承父爵。他遗传了父亲的耿直性格与杰出军事能力,可惜并没能学到那份职场生存之道。(也许是因为周亚夫没能像父亲那样,得到陈平这样的搭档指点)

  到了公元前158年,“细柳营事件”让周亚夫名噪一时,但若推敲其中的利害关系,其实让人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

  当时匈奴大举入侵,汉文帝安排三位大将领军备战,他们分别是宗室刘礼、开国老将侯厉、周亚夫。能够与皇室、元老相提并论,可见当时的周亚夫被汉文帝寄予了厚望。

  随后汉文帝亲自劳军时,在刘礼的霸上军营、侯厉的棘门军营都畅通无阻,但在周亚夫的细柳营却吃了闭门羹,军士甚至公然宣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直到汉文帝亲自下诏给周亚夫,才被允许进入细柳营。

  周亚夫的这一举动其实是兵行险招。连续两次拒绝皇帝的队伍入内,保不准他是怀着故意作秀的心思,想以此体现自己具备兵圣孙武之风;从结果来看,他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汉文帝赞他为“真将军矣”。但他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军队说到底是汉文帝的,如今面对御驾亲临,这支军队竟然敢理直气壮的声称“不闻天子之诏”,是不是意味着周亚夫由此具备了发动叛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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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们站在汉文帝的角度来看,周亚夫要是心无二志,确实是一位驭军有术的统帅;但如果万一心有不忿,那无疑也是一颗极具毁坏力的暗雷。至于是哪种情况,那既要看皇帝是谁,也要看当时所处的具体大环境如何。

  当时的汉文帝外有如狼似虎的匈奴,内有蠢蠢欲动的藩国,而周亚夫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姑且将其视为可控的军事人才。

  而汉景帝即位后,则根据汉文帝留下的遗嘱将周亚夫提升为中尉。新领导上任就提拔老领导留下的部下,这明摆着是要收买人心。

  不久后,七国之乱爆发,升任太尉的周亚夫不孚众望,果真圆满完成了任务。由于解决了汉王朝的心腹大患,随后周亚夫官升宰相,一时间位极人臣。

  做个小结:截至此时,周亚夫的仕途一直顺风顺水,那是因为他的能力完美契合了两任皇帝的诉求——抵御匈奴、对付藩王内乱,他的所作所为也长期与帝王的诉求一致。因此,在文景二帝这里,他就是一位可靠的忠臣、能臣。

  不过随着藩国的威胁被消除、汉朝又不会对匈奴大举用兵,周亚夫的才能并没有之前那么不可或缺了;相反地,如果不能在新的岗位上妥善处理与统治者的关系,那他在帝王眼中极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形象——权臣。

  我们在上文说过,在封建政治逻辑中,贴合统治者的诉求的大臣,那就是识时务者;相反,如果知道统治者想法,却有意无意的作对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认死理的腐儒,二是自以为能主导帝王的权臣。

  周亚夫接下来的表现,体现出他不是个识时务者;更要命的是,他也不是腐儒。

  首先,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曾根据实际需要,献上了让梁国充当肉盾吸引火力、自己寻找战机抄叛军后路的作战方案,得到了汉景帝的准许。后来朝廷军队得以顺利平叛,确实得益于这一战略。

  但梁王毕竟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期间梁国危在旦夕时,汉景帝曾下诏周亚夫立即出兵救援,却遭到了拒绝。梁王及窦太后(汉景帝兄弟俩的母亲)由此对周亚夫怀恨在心。

  但这一点并不是致命的,毕竟周亚夫是为汉景帝办事,为了解决危及中央统治权的七国之乱,就算真的牺牲了梁王,相信汉景帝内心也不会拒绝;事后如果指责,大不了拿“周亚夫拒不听令”为由给天下人个交代。(毕竟为了争夺政治舆论,他可以毫不迟疑的斩掉自己的老师晁错)

  而真正把周亚夫逼上绝路的,是他对汉景帝权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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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亚夫升任丞相后,一度得到了汉景帝的器重,甚至连窦太后、梁王的坏话也没有影响这一关系。但当汉景帝决心要改立太子时,却遭到了周亚夫的极力反对。

  立后、立储,向来是封建政治中的敏感地带。它们虽然是国事,但说到底更是家事,若帝王决心已定,臣子还执意唱反调,那只会招致反感、甚至会留下“权臣”的嫌疑。历朝历代,凡是踩了这条红线的,基本没什么好下场,比如唐代长孙无忌(反对武则天立后)、张九龄(反对李隆基改立太子)。

  因此,周亚夫也毫无意外地付出了代价,他没能阻止刘彻登上太子之位,而且“景帝由此疏之”,遭到了汉景帝的疏远。加上窦太后、梁王的煽风点火,周亚夫以往的老账都陆续被翻了出来。

  后来,汉景帝曾想封大舅哥王信为侯,被周亚夫用“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祖训怼了回去;公元前147年,匈奴小王徐卢等人投降,汉景帝为了分化匈奴贵族群体,封这几个人为侯,又遭到了周亚夫的反对,不过这一次汉景帝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在不久后免去了周亚夫的宰相之职。

  用今天一些人的眼光来看,周亚夫的上述所作所为仿佛只是由于性格耿直;但在封建政治逻辑下,他战功赫赫、威震海内,却处处跟皇帝对着干,已经具备了权臣的嫌疑。

  公元前143年,即汉景帝驾崩的前两年,他意味深长地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酒食,但只是给了一大块完整的肉,甚至也没配筷子。

  这一幕似曾相识:当初的鸿门宴上,项羽赐给了贸然闯入的樊哙一条生猪腿,后者是怎么做的?慨然接受,就地生吃。

  汉景帝为什么要为难周亚夫?其实跟项羽当初一样,看对方听不听话、是否对权威心存畏惧、敢不敢跟自己讨价还价。

  樊哙表现顺从,客观上帮助了刘邦逃离生天;周亚夫心生不满,自行招呼宫内官员给自己筷子,其下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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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周亚夫的表现,汉景帝的表态让人恐惧:“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这难道还不能让你满意吗?但周亚夫的应对是灾难性的,他起先脱帽谢罪;其后更是趁着汉景帝起身,自行快步离开皇宫。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这位敢公然表达对皇帝不满的大臣,今后怎么可能辅佐年幼的君主?汉景帝看着周亚夫背影所说的话,已经宣判了这位功臣的死刑。不久后,周亚夫就因私买殉葬用的盔甲,被冠以“想在死后在地下去造反”的罪名,被逼在狱中绝食而死。而在他死后不久,汉景帝立即封自己的大舅子王信为盖侯,可谓无比讽刺。

  对于周亚夫之死,司马迁认为是源于“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即满足于自己的功勋、地位而不虚心学习,能谨守节操但却不知道对帝王恭顺,这一总结非常客观。封建政治,本就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赌博,周亚夫的耿直与自信,在不同阶段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在与帝王利益一致时,他是能解决问题的忠臣能臣;当两者诉求相冲突时,他在明知对方意愿的情况下却固执己见,成功让自己成了一位威胁皇权的权臣。

  周亚夫死得并不冤,已经位极人臣,却因为一点不满就给皇帝脸色,这让未来的年轻皇帝怎么镇住他?确实“非少主臣也”。我们别忘了,当初吕后死后,周勃凭借自己在军队中的威信立即发起了政变,废掉了幼主;而周亚夫在军中的威信与父亲相比也不逊色,更可况其后的“少主”刘彻,当初登上太子之位时曾经被周亚夫极力反对。这一巨大风险,任何有责任心的帝王都不可能视若无睹、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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