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是唐代著名的理财专家，刘晏为挽国家之倾危，解人民于倒悬，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在任职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大唐王朝经济战线上不折不扣的英雄。
《三字经》中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之语。此刘晏，即为今天要讲的主角。刘晏因年少聪慧被写进《三字经》，但其之所以被历史铭记，则是因为他对大唐王朝做出的重要的贡献。
刘晏一生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相关要职。尤其安史之乱后，国家凋敝、国库空虚，刘晏以其卓越的能力在经济这条战线上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
“要想富，先修路。”老祖宗说的这句话，从古至今未曾有变。这可不仅仅是把老乡家里滞销的那点苹果运出来那么简单，而是——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唐朝时的漕运主要是水路交通。然而经过安史之乱，漕运废弛阻塞，关中粮食紧缺，导致粮价飞涨、饥荒四伏。老百姓吃不上饭，可是要乱的。于是重任落在了刘晏肩上。
764年，唐代宗任命刘晏接办漕运。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疏浚河道，目的是南粮北调。过去，一艘粮船一行到底，但由于各河道水况不同，时有船毁人亡的情况发生，因此粮食运到目的地时多有损失。
于是刘晏采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改直法为段运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建立中转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杜绝了翻船事故，大大提高了运粮效率。
刘晏是理财专家。之所以称之为专家，也是因为他知道何处当节约，何处不能省。运粮的基础建设改良了，运粮的人是否靠谱也很重要。这个如何保障呢?刘晏的办法是：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同时，船工由过去的征调改为雇佣。
对于军官而言，粮食有没有损失，直接与其升职加薪挂钩。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用心保护粮船。对于雇佣的船工，刘晏选择给高工资。刘晏设立了十个造船厂，每艘船造价高达一千串钱。
有人质疑，每艘船的成本也就五百串钱，你这么烧钱，是不是太浪费了。刘晏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你得先让人家干活儿的人维持在一定的生活水平，衣食宽裕，人家给政府制造的东西才可能坚固耐用。
事实上，他是对的。刘晏去世后，其他官员接手造船工作，削减预算，船厂没有利润，造出来的船越来越脆弱，一撞就坏，一度使整个粮运工作停摆。
刘晏的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每年水运稻米在几十万石到一百万石之间，有效供应关中，确保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年，第一船粮食运到长安时，皇帝欣喜万分，敲锣打鼓出城迎接，盛赞刘晏，“爱卿啊，你就是我的萧何啊!”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马克思也曾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所以说，收税没毛病，关键是怎么收。刘晏的理念是：其一，养民为先;其二，取于无形。何为养民为先?就是先把人口搞上去，把蛋糕做大。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他增加税收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休养生息的政策，增加人口，促进生产，从而扩大税源。
何为取于无形?就是不直接收现金，而是从商品中收税。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什么是百姓急需之物呢?盐。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这跟管仲的“官山海”是一个逻辑，“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同时，刘晏还明白两个道理：第一，要杜绝中间商赚差价。第二，市场也需要调节机制。谁是“中间商”呢?盐官。谁来调节市场呢?政府。刘晏认为：盐官越多，人民受到的骚扰也越多。关乎国计民生，必须杜绝腐败。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盐的人把盐转卖给商人，商人随意运往他们想去的地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但是，商人也都是趋利的。一些偏远之地，商人运粮成本高，自然不愿意去。于是，在这些地方设立运盐官，由政府把盐运到这些地方储存起来。有时，盐商受阻，供应紧缺，盐价蹿升，政府便拿出库存压低盐价卖出，调节市场价格，此法称为“常平盐”。如此，政府既可赚到利润，而百姓也可不再缺盐。
刘晏这套办法很有效。起初，海盐税收不过四十万串钱，后来已高达六百万串钱。从而，国库充足，人民也不觉得有负担。史家赞其 “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包括在赈济贫民的问题上，刘晏也有其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赈济之外，主要还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以平价出卖粮食，以维持平衡。在当时，这样的经济思想，可谓相当超前了。
刘晏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只有二百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到了779年，户口增加到三百万户，财政收入达一千三百万缗，其中盐利过半。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百废待兴。国家急需要一位能够力挽狂澜，治乱理世的良相贤臣来治理国家。这个时候，刘晏站在了历史的潮流之上。
刘晏治国理财的主要经济思想是：商机随时随地都在，关键是抓住商机，趁势发展。“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就看你怎么去捡了。这一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思想在当时极为先进。同时他主张“理财须以爱民为先”，通过休养生息，达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的良好效果。
刘晏治国理财的主要措施就是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古人的“均输”之法，并将“均输”推陈出新，用到了极致。
均输法为桑弘羊首创，当时各郡国诸侯必须向封建中央进贡本地土特产品，运送这些物品必须征用大量农民，而且由于交通不便转运困难，贡物运到京城按市价销售还不足以偿付车船的运费，贡品还有可能在长途运输中损坏或变质，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桑弘羊创行均输之法。
具体内容为：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吏，令工官造车辆，加强运输力量，各郡国应交的贡品，除特优者仍应直接运送京师外,一般贡品则按当地市场价格,折合成当地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交给均输官，由他负责运到其他价高地区销售。
这样，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物入京的烦难，减轻农民的劳役负担，又可避免贡物在运输中损坏和变质，使国家财政也能增加收入。这些措施的主要方法可以归结为：一是发展交通，加强运输力量;二是建立商品行情情报信息网，三是低买高卖，赚取地方差价。刘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实施过程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
一、兴漕运，省费用。
唐朝定都长安，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后，人口聚集，迅速膨胀，必然消耗大量的粮食，而长安一带除关中平原外，皆为苦寒之山地，产粮甚少，庞大人口所需粮食必须靠从江南运输而来。这样，漕运就显得极为重要。
漕运在刘晏当转运使之前就有，但却是弊病百出之漕运：运转速度迟缓，从江南转运到京都需要八、九月之久;运费开支数目巨大，“斗钱运斗米”;损失损耗巨大，每斗运输途中损失二升;强制劳役转运，民怨沸腾。刘晏立足实际，认真查找漕运中的问题，一一解决。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晏即盐利顾佣分吏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家。故时转运船繇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为歇皇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斗米减钱九十。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筱为綯挽舟 ，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又分官吏主丹杨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
这一系列对症下药的具体措施包括：保持漕运河道不涸，修造质量过硬的漕运船只，沿途设置转运仓，培养专业的漕运船工，制备专业的漕运揽绳等等。这些措施实施后立即起到了明显的效果：运转速度加快，由扬州运粮到京都仅四十天;革新之后每年减少运输损失达二十二万石之多;从扬州到长安，每石米只需要七百文的运杂费;而且雇佣专业的船工代替过去强制劳役转运，即可使劳力能够投入到正常生产过程中去，又让专业船工做专业的事，获得专业收益。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
刘晏之前的均输政策，基本是用在陆路运输一块，刘晏创新性地将其运用到了水路运输，取得了重大成效，解决了当时长安米贵的民生与政治问题，也将均输理论进行了发扬光大，同时培养出了一批专业的漕运队伍，相当于专业的均输工人，开通了唐朝时期的水上高铁。
二、改盐政，兴市场。
刘晏是个市场经济的高手。在他之前，唐朝实行的是盐铁国营专卖的制度。当时政府完全控制了盐的定价权，市场弹性完全丧失，导致盐价暴涨;同时官府卖盐，机构设置多，人员多，开支庞大。
刘晏主政后，对盐政进行了改良。他将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官销”。改良后，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庞大的人员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13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一方面保护获得政府牌照的盐商的利益;
第三，也是他均输思想的体现，他制定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区的盐价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为防盐商哄抬盐价，在各地设立常平盐仓，以平盐价。
这一政策实施后，大批盐吏被精简，盐价下跌，商业兴隆，市场活跃，百姓称颂，税收也增加。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至大历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可见其改革之功效。
三、行常平，养生息。
刘晏对均输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行“常平”，除了前面所说的制定“常平盐”制度外，他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均进行了管制，在全国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这和我们现在建立的中央储备粮制度相类似。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信息采集机构和系统，相当于经济情报网络，由于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为他获得重大利益提供了行情，也为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提供了帮助，市场的波动也得到了平抑。
在行常平这一举措中，刘晏将当时最主要的农业产业联系了起来，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谷贱伤农”或“谷贵伤农”，发生水旱灾害时，用以救济民众。同时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这样既救了灾，使“下户力农”得到了好处，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
他的均输理论运用，还在于他不扰民，不增民之负担，相应考虑民生，为民生养。他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
刘晏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实行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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