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崇祯，本有机会可以南迁，但是却因为崇祯刚愎自用且不愿承担责任的性格弱点而被放弃，这也最终导致了崇祯煤山自缢的结局。
崇祯十七年(1644年)，面对正在向北京不断逼近的李自成大军，崇祯皇帝本有两次主动南迁的机会，无一例外的是均被崇祯皇帝所放弃。
第一次是在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的时候，此时李自成大军还没有打过黄河，大臣李明睿劝谏崇祯皇帝尽快南迁。
根据李明睿的安排，崇祯皇帝假借前往山东拜祭孔子为名，离开北京达到山东，再由史可法带领南方的军对接应崇祯已完成南迁，同时他还提议不经过廷议，不走户部费用，由崇祯自己出钱。
此时的崇祯一方面不想出，可能也是真的没有钱出不起，另一方面也不想由自己提出离京，而是由大臣们全体劝谏，这样自己不会背上“逃跑”的骂名。但是朝臣们却一致要求崇祯要“君王死社稷”，面对如此形势崇祯皇帝值得将责任推卸给李明睿，同时放弃了这次南迁的想法。
第二次是李自成已经打到了保定，由李建泰向崇祯皇帝提出迁都南京建议。
此时的李建泰正在率领着崇祯皇帝砸锅卖铁拼凑出来的最后军队在保定抵御李自成的进攻，然而李建泰也知道现在是根本无法抵抗大顺农民军，于是李建泰在被俘前向崇祯皇帝上疏说：
“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李建泰的意思是，崇祯皇帝可以“君王死社稷”，但是可以把太子和其他皇子们送到南京，保存皇族的血脉。
李建泰的方案得到了朝堂上部分官员的认同，但是此时的崇祯并没有表态，而是继续在朝堂上询问朝臣的意见：
“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于社稷，联将何往?又功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卿以为如何?”
崇祯的想法其实是，让百官们同意将太子送去南京的同时，也劝谏他跟着太子一起走，毕竟此时还能通过前往天津，走海路到达南京。
然而，朝臣们再一次提出了激烈的反对之声，不仅声讨李明睿、李建泰等人，还极力反对崇祯南下，特别是以光时亨、陈演等人更是以唐睿宗和唐肃宗的例子，反对将太子等人送到南京。而这也使得崇祯也主动放弃自己南下的同时，也没有将太子及其他皇子送到南京。
最终的结果是，北京城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太子等诸皇子皆为李自成所获，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更加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力劝崇祯南迁的李明睿、李建泰选择了投降，而极力阻止崇祯南迁的光时亨等人也纷纷投降，也正是因为觉得自己是为文臣所误，才有了崇祯皇帝临终前的那句感慨。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
然而，这一切只能怪崇祯自己的刚愎自用，怪以及的性格多疑，还有那份不愿承担责任，这才是导致崇祯最终悲剧的主要原因所在。
崇祯皇帝南迁，对他以及对当时的整个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首先，在南京有着一整套独立而又完善行政体系，使得国家的管制可以无缝对接。
实际上，明朝名义上的首都一直都是南京。为此，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的同时，保留了南京的所有国家行政部门，并且北京有的衙门和职务，南京这面也都有。所以即便是崇祯皇帝甩掉那些让他恨之入骨的文臣，独自一人前往南京，也能迅速建立统治，原因就在于有一套“备份”的官员系统可以供他使用。
其次，此时的北方已经是糜烂不堪，对于当时的崇祯而言，只是一种“负担”。
北方连年征战，特别是清朝的八旗军队先后五次越过长城，深入北方地区进行劫掠，使得北方人口损失千万，牲畜、财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所到之处，也基本是荒芜一片。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北方地区生产力水平下降，经济形势崩溃，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的“负担”和“包袱”。所以对于当时的崇祯，放弃北方实际上是甩掉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一个财政和管理的包袱。
再次，就是崇祯可以摆脱两线作战的境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来“坐山观虎斗”。
崇祯皇帝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因为长时间的处于两线甚至是多线作战的境地，既要面对辽东的清军，又要面对西边的大顺和大西政权的农民军，这是对于兵力、财政的巨大消耗。而崇祯主动将自己抽身其中，将一片糜烂的北方地区交给农民军和清军去争夺，自己在南方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待其两败俱伤之际再像朱元璋当年那样挥师北伐，或许真的可以重造大明王朝的辉煌。
然而，这一切都毁在了崇祯皇帝的性格弱点上，不免也让人感到了一阵唏嘘。
崇祯南迁，最不用担心的就是他的合法性问题，自然也就不会担心拥立问题。
南明政权之所以倒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成为最为主要的原因。
弘光政权时期“南渡三案”的出现，就是对于弘光皇帝合法性的最大质疑，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左良玉、左梦庚的叛乱以及投降。而后来的鲁王政权和唐王政权的相互倾轧，争夺的也是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正式因为有着“合法性”的争论，导致了南明内部不仅不能集中力量抵抗清军南下，甚至出现了自相残杀的局面，而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清军非常轻易的就打下了整个南方地区。
而如果崇祯南迁，或者说崇祯不来，由崇祯的太子或者其他皇子来到南，就不会面临合法性的问题，必然也就不会因此出现政权内部的矛盾。
同时，因为崇祯皇帝的到来，权力继续集中在皇帝手中，并且继续沿用文官压制武将、太监建军以及中央集中拨饷的制度，继续坚持着对于军队的掌控，也就不会出现诸如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成建制的投敌的情况，大明王朝也就具备了与敌一战的实力。
综上所述，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只要不存在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就不会存在所谓的拥立不拥立的问题，而崇祯皇帝的南迁也很有可能延长大明王朝的存续时间，或者形成南北对着，甚至能够北伐恢复疆土。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只能为大明王朝和崇祯皇帝的最终结局感到一丝叹惋和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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