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对于饮酒有多执着?他在诗歌上的造诣如何?

  说到王绩,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古代文人多好酒,魏晋以来,诗歌风流,一大半都带有酒气。

  饮酒似乎成为古代文人的必备技能,从古至今,文人与酒就交织在一起,而诗人与酒情缘更浓,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诗酒文化”。

  魏晋时期,整个时代都漫着酒味,曹孟德慷慨激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刘伶狂放不羁,“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陶渊明超然物外,“举杯邀孤影,熏熏独徘徊,《饮酒》二十首,谁解其中味”;

  至唐时,最为人所知的当数酒仙李白,朝堂戏贵妃辱宠臣传为一时佳话,他豪迈豁达,无酒不成诗,有酒诗百篇。他对天发问,“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他对地豪言,“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他对自己无愧,“且须饮美酒, 乘月醉高台”。他高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短暂,愁多苦烦,饮酒更显豪气,“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而同样是在唐朝,在李白之前,论饮酒,此人不得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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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绩,字无功,唐初诗人,性嗜酒,能饮五斗,自称五斗先生,真率疏放,有旷怀高致,直追魏晋高风。律体滥觞于六朝,而成型于隋唐之际,首开唐代诗风,五言律诗奠基人。

  单看王绩的名和字,一为“亡绩”,一为“无功”,无成就,也无作为,不知是暗合道家“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的无为思想,又或是揭示不问仕途超然物外的隐逸之心。

  纵观王绩一生,生于六世冠冕之家,自幼好学,博闻强识,十一岁游历京都,“神童仙子”之名盛行于世,十六岁应举高第入仕为官,无奈时局动荡天下大变,仕途尤为坎坷,一片经世治国之心终在醉饮之中被消磨殆尽,三进三出磨平一切赤忱,仕途确实“无功”,而在诗酒之上的成就,却各具春秋。

  人生下半场,王绩弃官隐世,将所有热情投注于美酒之上,他著《酒经》,编《酒谱》,嗜酒无度,酒学造诣,酒量酒品均至巅峰,实实在在把酒喝出了门道和学问。

  而在酒之外,王绩在诗歌上的造诣亦不可忽视,隋末唐初,宫廷诗大行其道,词藻靡丽,确为无病呻吟,看上去五光十色,实则败絮其中,言之无物。然而王绩之诗,以酒琴、山林田园为题材,来反映自己的生活思想及对现实的态度,形成了与宫廷诗对立的诗派,“以有道显于国初”一向高傲的刘禹锡对王绩有评“文章高逸,传乎人间”;后世学者翁方纲亦有评价: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鸢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

  王绩将陶渊明陶渊明为偶像,可终究做不到像陶渊明一般的“隐”,“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细读其诗歌,不难发现,字词间平淡掩饰不了焦虑,放旷摆脱不了孤寂,王绩的“隐”到底是带着些许无奈,酒能醉人,却难醉心,身在田园,心在魏阙。

  仕与隐,醉与醒,王绩一生纠结,终究囿于“无功”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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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世冠冕,神童仙子少有大志

  隋末唐初,山西王家是当世人人皆知的名门望族,所谓“地实儒素,人多高烈”、“六世冠冕,国史家牒详矣”,王绩出生在这样一个士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实打实的官N代了。

  王绩的祖父曾随军出征,获胜后不取金银钱帛,而是载书而归,“家富坟典”。

  他的哥哥王通是隋末大儒,响当当的人物,设帐授徒,隋末唐初的许多政治家、文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下,王绩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好友吕才在《王无功文集》中记载:

  君幼岐疑,多奇思,八岁读《春秋》,日诵十纸。

  又有“性特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术,无不洞晓”、“君既妙占算,兼长射覆”,可见王绩从小便学天文占卜、饱读经书、习武练剑,精通甚广。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少年时的王绩成名甚早,颇有经世致用的报国情怀。11岁时便行干遏之事,王绩游历京都长安,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被在座公卿称为“神童仙子”,《唐才子传》中有记载:

  年十五,遏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

  当时的文坛领袖薛道衡,读了他的《登龙门忆禹赋》,将其与前朝大文豪相提并论,称其为“今之庾信也”。

  弱冠籍甚群公之间,少年王绩所表现出的非法才干和雄心壮志,一时之间,世人皆知。

  大业四年,王绩再游京邑,在上巳节那天,写下《三月三日赋》:

  ......赏闲兴洽,接袂方辕,西望昆池,东临灞岸,帷屏竟野,士女盈川,宝马香车,星流云布。气鲜风暖,诚如褚爽之词;络绎缤纷,正是张衡之说。......

  行云流水,全文辞藻华丽,音韵流畅,文章对仗工整,描绘穷形尽相,篇幅虽长,却鲜有社会内容,显然神树陈留风流的影响,足可想见,当时王绩,何等意气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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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入仕,三仕三隐坎坷非常

  魏晋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风气,又深受先秦儒家学派“修齐治平”的济世精神影响,王绩满怀抱负踏上仕途,然而,崇高的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非他一人之力就可填平。

  入官场数年,三仕三隐,终无大用。

  第一次归隐:两种思想的矛盾交织。

  605年,仅16岁的王绩应悌廉洁举,除秘书正字,小小年纪入仕为官,虽说官位不大,好在轻松,又在宫内任职,毕竟年轻,才干非凡,平步青云只是迟早的事。

  可王绩,偏偏不喜束缚,又请求到地方上做一个地方官。

  《唐才子传》有记载:

  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县丞。

  可“君笃于酒德,颇妨政务”,作为一个副县长,王绩嗜酒,经常妨碍政务。

  而当时的时局已然动荡不安,隋炀帝横征暴敛,连年用兵,大兴土木,使得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绝,天下大乱,大隋王朝已是日薄西山风雨飘摇。《隋书》记载:大业十年二月,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

  政局飘摇,国家前途未卜,人心观望。

  这样的世道,王绩撞个满怀,胸中抱负必然难展,无奈之下“托以风疾,轻舟夜遁”,这是王绩仕途上的第一次归隐。

  返归故里,躬耕东皋,其诗句中,多有闲逸之心:

  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彭泽有田唯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但愿朝朝长得醉,何辞夜夜瓮间眠。

  偶然,也有怀才不遇的困顿和无奈:

  幽人在何所,紫岩有仙躅。月下横宝琴,此外将安欲。......百金买一声,千金传一曲。世无钟子期,谁知心所属。......《古意六首》(其一)

  乱世之中,王绩不是趁势而起而选择归隐的原因也不难想见,深受儒释道影响的他,在此刻选择退而自保的无奈之举,既是保身,也是保道,这其实是老子的“无为避祸”思想,委任自然的思想大行其道。

  但同时,王绩也并未忘记儒家的出仕理想,“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下无道的乱局,王绩面对仕与隐的彷徨抉择,更多的是现实的无奈,想实现修齐治平的抱负,但天下群雄逐鹿,又不知该心向何方,欲归隐山林,又不忍心一腔鲲鹏之志埋没于蒿草之间。

  与其说是王绩选择归隐,还不如将其归为世道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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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归隐:政治热情的消退。

  王绩胸怀儒家入世思想,积极奔走于仕途,乱世之中,退其身保其道必然只是短暂的。但王绩一直心怀魏阙,等待清明的政治舞台,可以施展一身抱负。

  武德年间,风云变幻既定,王朝更迭,王绩被举荐入京。

  在《王无功文集》中有描述:

  武德中,诏征,以前扬州六合县丞待诏门下省。时省官例日给良醖酒三升。君第七弟静,时为武皇千牛,谓君曰“待诏可乐否?”,曰“待诏俸殊为萧瑟,但良醖三升,差可恋尔”。待诏江国公,君之故人也。闻之曰“三升良醖未足以绊王先生也”。特判日给王待诏一斗,时人号为“斗酒学士”。

  为一斗美酒,又重新出仕,这理由显然有一些牵强,而真正原因自然是他对于新王朝充满了热忱,在《被举应诏别乡中故人》中,道出了自己的壮志热忱:

  皇明照区域,帝思属风云。烧山出隐士,治道送征君。自惟萧艾影,叨名兰桂芬。使君留自璧,天子降玄孺。

  然而,王绩入京后,并未如愿高就,久待不诏的苦闷围绕着王绩,世事多变,福祸难料,经过隋末大乱的王绩,依然战战兢兢。

  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久居长安的王绩,以一斗美酒为伴,滔滔诗情夹杂着无处宣泄的愤懑,一腔而出。

  贞观年间,唐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矛盾日益激化,皇权之争浮出水面,玄武门之变震惊朝野,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诸贤皆亡,王绩因为对政治祸患异于常人的谨慎和敏感,再次选择归隐。

  这段时间,从入京待诏,到久待不诏,再到玄武门兵变,心中苦闷更甚,政局动乱下朝不保夕的恐惧让王绩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两次宫廷政变,儒家出仕理想一次一次饱受打击,残酷现实一点一点抹杀他的政治热情,可以说第二次归隐和第一次如出一辙,都是避祸的无奈之选,可不同的是,这一次,王绩的政治热情,已然消失殆尽。

  第三次归隐:不甘心的最后一次尝试。

  贞观十一年左右,王绩第三次出仕,《王无功文集》中有记载:

  贞观中,以家贫赴选。时太乐有府史焦革,家善酿酒,冠绝当时。君苦求为太乐丞,选司以非士职,不授。君再三谢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浊,天下所知。不闻庄周羞居漆园,老聃耻在柱下也。’卒授之......

  王绩此次出仕,表面上是为了美酒,“以家贫赴选”,可王绩,家产无数,何至于此。此次出仕,可算作是王绩最后一次不甘心的尝试。

  可见王绩,至始至终,未曾真正厌恶官场,根植于内心的儒家出仕理想,是根本原因所在。

  善于造酒的焦革夫妇相继死后,王绩遂不得美酒,又不得伯乐赏识,于是他又一次挂冠归田。

  王绩第三次离开官场,之后再也没有踏入了,真正开始了肆意纵酒,寄情山水的自在生活:

  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

  人生在世,本来就岁月不多,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去追求功名利禄呢?还不如多酿一些酒,开怀畅饮,徜徉于竹林山间,度此余生,岂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

  这首诗成了王绩往后余生的写照,从此以酒为伍,优游卒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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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官归隐,书琴诗酒悠然飘逸

  彻底归隐后的王绩,彻底放飞自我,不仅喝酒,还自己酿酒。多方搜集古代的酒方酿法,历经数年终于撰写成《酒经》、《酒谱》二书。他还在家门外为“酒祖宗”杜康建了所祠堂,在杜康身旁塑了焦革的泥像一起祭祀。太史令李淳风感慨地对王绩说:君,酒家之南、董也!

  可惜《酒经》、《酒谱》没能流传下来,否则中国的酒文化定会增添一道浓重的亮色,就像孙过庭之于《书谱》,陆羽之于《茶经》,李时珍之于《本草纲目》,王绩的名声一定会比肩这些大伽。

  著书、弹琴、写诗、酿酒、饮酒,生活好不快哉。

  王绩将陶渊明当做偶像,处处效仿。

  陶渊明归隐南山,王绩隐居东皋,称东皋子。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王绩著有《醉乡记》。

  陶渊明有自传《五柳先生传》,王绩仿写《五斗先生传》。

  然而,与陶渊明相比,王绩的归隐似乎又有些不同。陶渊明痛惜“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又会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欣喜,哪怕“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也怡然自得,陶渊明的“隐”,有毅然决然的坚定。

  而王绩的“隐”,似乎多了一些无奈。王绩在《自撰墓志铭》如此自评:

  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

  才高而位卑,王绩的隐,隐得心不甘,情不愿。这种感觉在他的《野望》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王绩《野望》

  王绩并没有从这田园牧歌中得到慰藉,他在最后一联“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中说的是,虽然久居乡里,自己和这些牧人和猎人并不相识,所以只好追怀古代的隐士,幻想着和伯夷、叔齐那样的人交朋友了。

  此种孤独,也许在当世无人可知。

  重病而逝,有道于已无功于时

  除了酒,王绩也曾心系要事,他想完成兄长王凝未写完的《隋书》,也想着在岗位上尽职尽责,但这些正经事显然抵不过他对美酒的一往深情,酒碗一端,便丢到爪洼国里。

  644年,王绩重病,预料到自己去世的日子,与陶渊明创作《自祭文》一样,王绩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并嘱咐家人薄葬。在《新唐书》中有所记载:

  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豫知终日,命薄葬,自志其墓。

  嗜酒无度的王绩预感时日无多,趁着清醒照着陶渊明写《自祭文》的榜样,提前给自己写了墓志铭,自我评价说:

  盖以有道于己, 无功于时也。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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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道于己,无功于时,在道德修养有所收获,但在建功立业无甚作为,于己有益,于国无功,这是褒扬,还是毁伤?

  他嗜酒如命,认为酒“可以全身,杜明塞智”,可醉酒之后,心中苦闷只多不少,醉人难醉心,是贪杯还是难得糊涂,是“醉”,还是“醒”?

  他汲汲于仕途,却又时运不济,“才高位下”,“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政局动荡朝不保夕,该“仕”还是该“隐”?

  三仕三隐,酒来酒去,各种纠结,王绩无解,只得揉入酒中。

  他在《五斗先生传》坦言:忽然而去,倏焉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

  在酒醉后,王绩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昏昏默默之间,又无比宁静澄澈。

  正如他在《醉乡记》中所描绘的“醉之乡”,正是他一生所求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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