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娥垂帘听政，需要宦官在她与臣子之间架起桥梁，传递消息。这样就导致了宦官权利增大，那么刘娥是如何防止宦官干政的呢?她如何处置乱政的宦官?
雷允恭为宦官，是可以出入禁中的入内内班院押班，在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更显重要。他作为大臣与太后之间的“传声筒”，有结交大臣、交通内外的权力，这让他的身价大涨。雷允恭是否可以大权在握?这取决于刘太后“军国大事权兼处理”的方式。
由于刘娥是宋代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过去宋廷并没有相关案例来参考，所以在仪式、制度方面显得捉襟见肘。但政务不能不处理，所以在面对真宗去世休朝、大臣们几次上书请奏听政后，刘娥仍旧得展开她的垂帘听政。
听政的方式要如何呢?王曾提出效仿东汉的模式，五天在承明殿上朝一次，皇帝坐在左侧，太后坐右侧，并垂帘于前，听取政务。
反观丁谓，他希望自己独揽大权，所以提出皇帝仅每个月初一和十五日面见一次群臣，重要事务则让太后和皇帝直接召集宰辅执政大臣们决定，其他琐碎小事交由雷允恭传奏给刘太后，直接让太后处理。
丁谓的处理方式，其实表示了皇太后的地位和权力在皇帝之上。因为皇帝参与不多，小事基本都是太后决定，大事皇帝又需要和太后及宰辅大臣们商讨，一个月面见大臣的次数也仅有两次而已。
所以，王曾当时便认为，若按照丁谓的建议，宦官拥有的权力就太大了，两宫和执政宰辅间存在宦官这个“中间人”，之后会造成祸端。但丁谓不予理会。
王曾亦向刘太后上奏：“宋王朝是太祖、太宗和先帝真宗的天下，而不是太后您的天下，为何要让皇帝和太后两边处理不同的天下政务?这不仅让皇帝与大臣们之间有所阻隔，而事情上奏的权柄交由宦官内侍，更是天下大乱的前兆。”
然而，最后刘太后仍选择了丁谓的办法。因为，这使得她能够掌握更多政事，而且她的决策重要性更高过皇帝。
事实上，丁谓和雷允恭已经私下结交。因此，丁谓拥有了比其他辅政大臣更大的权力，亦可先行得知政务机密。
朝堂政务在决定太后如何垂帘听政之后展开：“三月庚寅，初御崇德殿听朝。皇太后设幄次于承明殿，垂帘以见辅臣。”
丁谓等奏曰：“属者太后受遗总政，群情协宁，实天命所定。”似乎丁谓等人和刘太后已经决定听政模式，且可以安稳地执行没有什么异议。
丁谓此时深受刘太后信任，并且二人有共同打击的目标：寇准和李迪。于是寇准再次被贬谪，从道州贬去雷州，而李迪，则被以朋党的罪名贬谪。
此时，王曾因寇准被连坐的处置过重，提出质疑;丁谓利用王曾过往与寇准之间的来往，作为反击和要胁，让王曾害怕受到波及，只能罢手。这也埋下了王曾在“雷允恭事件”发生后，执意要严厉处分丁谓的原因之一。
雷允恭将自己讨来的差事搞砸，给了刘娥处理他的借口。雷允恭在丁谓获取山陵使职位后，也希望能参与其中。他是首先踩到刘娥底线的人。
山陵使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尤其是在建造陵寝时，挖掘面积广阔，谁也无法仅从地表判定好与坏，若遇上水脉，则更加麻烦。
雷允恭抵达陵寝后没多久，便遇上了难题。判司天监告诉他山陵上百步左右的位置有个穴位有益于子孙，类似汝州赵廷美的坟穴，而赵廷美子孙丰旺。
对于仅有一子存活继位的宋真宗来说，没有多子多孙，不可不说是个遗憾，所以雷允恭当下便询问为何不用，司天监认为此穴位可能有水脉，而雷允恭决断地说“当即用之”。他为何如此坚决?想来应是山陵事乃重中之重，需要多重检验复查，时间容易拖延，这样就来不及赶上七月的期限。
因此，雷允恭身为刘太后信任有加的属下，当下打包票让司天监的人照着他的意思行动，完全没有询问山陵使丁谓和刘太后的意见。
之后，雷允恭虽有进宫和刘太后报告此事，但已经先决地挖了。刘太后对他“没有和其他人商量、讨论，就下决定”的行为并不以为然，要求他询问山陵使丁谓的意见。结果，雷允恭告诉丁谓之后，“谓亦知不可，而重逆允恭意，无所可否，唯唯而已。”
雷允恭在丁谓这边得不到决定，却欺骗刘娥说丁谓没有意见，这导致最后山陵兴筑发生问题的时候，他无可避免地要承担全责。
“既而上穴果有石，石尽水出，工役基艰，众议籍籍。”事发后，大水湮灭陵寝造成施工困难。丁谓一开始还想包庇雷允恭，没有实诚上报，但是在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其他官员自陵寝归返，将此事上告刘太后。
刘娥向丁谓询问此事，自此丁谓也不可能再掩人耳目，因为雷允恭捅的篓子实在是太大了。同时，王曾、吕夷简等在垂帘听政初期被丁谓排挤出核心的官员，也跳了出来。在一系列的处理勘验下，修筑皇陵的事还需再议定，而因为擅自移动皇堂位置导致淹水的雷允恭，被判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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