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读书人都是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科技大爆发的现代社会，能够拥有数量较多的科技人才，才能让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曾明确提出，人才是国家强盛的第一要务。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战国时期推崇管仲的稷下学官，根据管仲的治国思想，汇编而成的《管子》一书中，就曾提出了天下“四民”之说。《管子·小匡》中有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之所以能位列榜首，不仅说明了当时的权贵阶层，已经意识到了读书人的重要性。同时，也从社会发展角度体现出了，“士”作为国家柱石的核心地位。
实际上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兴办“官学”就已经蔚然成风。贵族子弟的基础课程“六艺”，就是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教育体系。
春秋时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支撑下，开始大力主张兴办“私学”。至此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体系，读书不再是贵族阶级的特权，生活在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也可以进入“私学”接受教育。
笔者认为，从春秋战国时期，历经2000多年的时间推移，时至现代社会，教书育人依然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头等大事。因为文化、知识、科技，是国家繁荣昌盛的三驾马车。一个没有人才的国度就会陷入无底深渊，不仅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而且还会因此永远沉沦。
古代教育史中，有两次跨越式發展，第一次是孔子提倡兴办“私学”，至此即使是贫苦百姓也有权利读书;第二次则是隋朝首创科举制，而唐朝则将科举制发扬光大。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私学至科举考试，不仅是教育意识的不断发展，更是读书人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读书人的科举之路
一、科举制历史渊源，周代“乡举里选”
纵观古今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是倍受社会关注的群体。这主要是因为掌握文化知识的读书人，不仅对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充当了古代君主的统治工具。周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权贵阶级子弟，但“乡举里选”制确立之后，地方贤士也可以入朝为官。
所谓“乡举里选”简而言之，就是由“乡老”举荐本乡贤士，然后历经地方官吏甄别之后，方可由地方直达庙堂。但由于这种举荐人才的方式，受到了周朝贵族阶级的抵制。所以虽然看起来底层贤士可以居于庙堂，但真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人却很少。
二、春秋时期世卿世禄制动摇
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所以贵族子弟世卿制遭到破坏。简单说就是除了贵族阶级，可以直接世袭父辈官职之外，很多下层人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笔者认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礼崩乐坏”好像是一种负面影响，但如果从根源上去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进步。
由于贵族公卿世袭官爵出现了动摇，所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读书人，开始通过考试或举荐的形式，逐渐进入奴隶制统治核心权利层。笔者认为从贵族阶级世袭制，至底层读书人经过考核入朝为官来看，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科举制诞生的契机。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是汉代统治者的用人思想。
为了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开创了察举制与征辟制。这两种人才选拔制度，虽然也设置了很多障碍，但是却要比“乡举里选”更为进步。很多生活在民间的人才，开始不断走上汉代政治舞台。
事实上真正促进科举制诞生，或者说预示科举制成熟的选官制度，其实是由魏文帝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这种选官制度又称为“九品官人法”，从其名字就可以得知，这种选官制度实际上也是封建统治者，为了选拔可用之才而设立的官制。
笔者认为九品中正制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于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时期的科举制。
虽然说科举制萌芽于于南北朝时期，但如果没有周代“乡举里选”，汉代察举制与征辟制，以及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根本不会出现科举制。
这其实既是古代政治的一种进步，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奴隶制和封建制有本质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都是在，不断向中央集权制发展。也就是说封建君主，在不断加强皇权的过程中，也促进了选官制度的发展与成熟。
四、隋唐科举制
笔者认为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古代王朝选官制度发展过程，可以非常明确的了解到，科举制出现绝非一日之功。从察举制至科举制历经400多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科举制，真正成型的关键期是在隋唐。
虽然隋代选官制度承袭了，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与征辟制，但不可否认的是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令天下文人，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
开皇末年隋朝实行科举制，并开设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笔者认为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科举制和进士都诞生于隋朝。
五、科举制成型期
真正让科举制迎来春天的朝代，应该是隋朝之后的唐朝。
《新唐书》中曾确切记载，在长达289年的唐朝时期，唐代科举制共开科举268次，录取进士总数为7448人。但又确切籍贯记载的唐代进士，其人数总量大约为846人。
笔者认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唐代进士的含金量有多高。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唐代文人一旦进士及第，不仅有鲤鱼跃龙门一般的身份转换，而且还会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所以唐代文人才会不遗余力，遇挫越勇的多次参加科举开始。
可以说进士考试确实为唐朝，选拔了一大批十分优秀的人才。同时这些来自底层社会的读书人，不仅拥有更多社会历练和想法，同时也是统治者对抗门阀士族的工具。当然如果从积极性上去考虑，这些由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员，也形成了开明进步的进士群体。
在他们的引导和榜样力量的影响下，生活在唐朝时期的读书人，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可谓前仆后。
很多唐朝时期的知名诗人，其实也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当然有春风得意的人就会有失意的人，但是这些失意的唐代文人，却并没有放弃科举考试的决心。
笔者认为，在长达289年的王朝史中，唐代进士群体不仅是政治舞台上的佼佼者，而且也是最有生机的文人群体。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通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的人，对唐代历史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培养“进士”花销巨大，进京赶考耗费巨资
唐朝作为古代历史中最辉煌的封建王朝，不仅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力，而且在选拔人才方面也煞费苦心。笔者认为如果从封建制的根源上去分析，不难发现每一个封建王朝，其实都存在着门阀氏族与皇权之争。
李唐王朝出身于关陇贵族，李渊在起兵之时受到了关陇贵族的支持，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后很多关键要职，基本上都把握在这些贵族手中。而且皇帝做出的很多决定，其实也深受关陇贵族的挟制。在这种前提下，培养听话的官员，就变成了唐代统治者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隋朝时期科举制的出现，其实也存在这个方面的原因。
虽然唐代进士数量要远低于宋代，但是这些通过科举考试，被选拔上来的官员对唐代政治格局，或者说权利均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众人勇闯独木桥的时候，却没有人关心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
他们从开始读书到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从家乡赶往长安的各项费用，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支援，而且这毫不夸张的说都是自费。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考中进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唐代读书人的赶考费用
唐代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但由于社会生产力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再加上当时的交通十分闭塞。所以唐代学子想要赴京赶考，基本上都要经历长途跋涉。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车较多的差旅费，而且家乡距离长安越远的学子，所需要花在路上的金钱就越多。
唐代文人刘蜕曾用文字，记录了当时应考时的心酸和开销：
“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
笔者认为，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刘蜕的应考之路长达4000里。由于他的家庭较为贫苦，而且也没有比较富裕的亲属，所以只能艰辛地辗转于路途之上。甚至在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才能从家乡达到长安再返回故地。
由于身上携带的钱财较少，所以他甚至“乞假衣食于道路”，这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
“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如果再因为天气变化生病，那么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就会长达一年。
笔者认为这段充满心酸的文字，不仅吐露了路上的艰辛，而且也表述出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清代书生在科举落第之后，顿觉凄凉遂写下：“费银数百，如泥牛沉海，毫无消息”。就算不顾旅途劳顿赴京赶考，但却因中举无望又耗费“银数百”，这位文人居然仰头大哭。
车马费、舟船费、住店打尖，以及医药、服装鞋帽等各项费用，对于唐代底层读书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笔无比庞大的开销。尤其是对于家庭比较贫困的考生来说，有的时候甚至还没到长安，所带银两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为了能够参加考试，不得不沿街乞讨。
笔者认为唐代读书人，之所以在这种困境下，依然对科举考试抱有希望。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可以发现，“学而优则仕”只是一句口号不理想。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才是他们科级考试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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