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同治帝，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爱新觉罗·载淳，清朝入关后第八位皇帝，年号先是“祺祥”，后为“同治”。他是咸丰帝唯一的儿子，也是慈禧太后的独子。六岁登基，在位十三年，十九岁病死，十三年皇帝，十九年的人生，是有幸?还是不幸?
说同治有幸，怎么说他有幸呢?出生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尊荣;过着锦衣玉食、钟鸣鼎盛的生活;没有兄弟跟他竞争，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但是同治也是不幸的，第一大不幸，幼年丧父，六岁时咸丰就死了。第二大不幸，童年时就被放到宝座上，不能享受童真之乐。第三大不幸，跟他母后关系不好，经常受到训斥。第四大不幸，婚姻不如意，想娶的不行，不想娶的，指配给你。第五大不幸，才十九岁，就一命黄泉了。
咸丰十一年(1861)，依照清室惯例，年满六岁的爱新觉罗·载淳开始上学，翁心存(翁心存死后由其子翁同龢接任帝师)、李鸿藻奉旨授课。但也就是这一年，年幼的载淳不得不承受国破家亡!因为，英法联军已经打过天津，兵进北京。
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满蒙铁骑没能挡住英法联军的后膛枪炮，咸丰带着少数近臣、皇后钮祜禄氏以及嫔妃，还有儿子载淳在上三旗御前卫队的保护下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
是年七月，咸丰病危。于是他将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皇后钮祜禄氏叫到床前，遗诏命皇后掌管“御赏”印章、懿贵妃掌管“同道堂”印章(这是皇帝之印，因载淳年幼故由其母代管)。
之后，趁着自己还有口气，再传遗诏：皇子爱新觉罗·载淳封为皇太子;因皇太子年幼，故特命首席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爱新觉罗·肃顺、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仪亲王爱新觉罗·载垣、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及焦佑瀛(顾命八大臣)共同作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幼帝。
于是，载淳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坐上了龙椅。咸丰一咽气驾崩，朝局立变!因为此时由于新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年仅六岁，不能亲政所以皇权被分割开来由三方面掌控：
两宫皇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以肃顺为首的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咸丰六弟也是同治的六叔恭忠亲王爱新觉罗·奕訢。
同样由于皇帝年幼，所以只要掌握皇帝的抚养权就能成为事实上的一国之君。于是，慈禧太后鼓动慈安太后，向远在北京议和的奕訢发出邀请，奕訢也很快以奔丧名义见到两宫皇太后，回京之后就处理了八大臣，皇权也就由恭忠亲王爱新觉罗·奕訢和两宫皇太后享有。这就是“祺祥政变”(因为那时候年号是肃顺拟定的“祺祥”，故称。又因为那年是辛酉年，又叫“辛酉政变”)。
在此后的岁月里，大清帝国实行“太后垂帘、亲王辅政”制度。同时，两宫皇太后也围绕着同治的抚养权而展开了激烈斗争。同治因为慈禧太后的严厉亲近慈安太后。于是很不得慈禧太后喜欢，在立后问题上又把慈安太后看中的阿鲁特氏立为皇后，于是母子之间离心离德，只剩下了权力的争夺。
清朝的皇帝中，同治是一个真正的“异数”。
中国历史上，昏君、暴君，车载斗量，但同为昏君、暴君，大一统王朝的昏君、暴君，和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等乱世的昏君、暴君，表现的形式是很不一样的。
大一统王朝，制度完善、严密——愈往后愈是如此，皇帝从小就接受良好而严格的教育。不论其本性如何，不论日后变成了多么奇葩的昏君、暴君;在他们刚刚登基的时候，真心也好，假意也罢，都会表现出虚己纳谏、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等一个好皇帝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
譬如宋徽宗，刚刚继位的时候，全然是一副四有好青年的形象。
大清朝唯有同治，甫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昏、暴。
在上书房时期，同治的堂兄爱新觉罗·载澄引着穆宗皇帝出宫“冶游”(也就是逛红灯区)，于是性格更加叛逆放荡不羁。
“成禄案”——成禄，身为乌鲁木齐提督，非但滞留甘肃，坐视新疆糜烂;前后七年，迁延不进，还苛虐驻地周围民众;前后索要钱银三十余万两，在甘肃那种穷地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士民抗议，成禄居然污良为匪，纵兵虐杀二百余人，然后上报朝廷，说自己打了一个胜仗。
左宗棠西征，查得情弊，上折严劾，成禄“革职拿问”。但成禄是醇王的私人，后台太硬，如此恶行，最后只拟了一个“斩监候”。
是个人就晓得，这一时候”，脑袋就算保住了。等到了皇帝大婚太后整寿之类的“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儿，或“加恩”，或“大赦”，就可减刑，甚至释放。
一位甘肃籍的御史，叫吴可读的，悲愤之下。上折力争。内有警句：“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汇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几句话，激怒了同治，认为吴可读欺他年轻，才出此锥心刺耳之语。于是，不但不杀成禄，反倒真要斩吴可读的头了!
这就太荒唐了。成禄的案由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只是量刑的尺度，因为这个杀言官，不成了桀纣了吗?这真正叫“亡国气象”!两宫皇太后苦劝，但同治发了牛脾气，生母的话固然不听，一向敬爱的嫡母的话，也不听。
皇帝的要求太过分了，亲贵大员，一时之间，没有人肯主办这个案子。这个时候，醇王跳了出来：“我来替皇上出气!”于是。醇王主持，三法司会审，竟真办了吴可读死罪!
到了“画行”的时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笔。定死罪，需要三法司所有堂官，正副都算上，“全堂阙诺”，缺一不可。就因为王家璧不肯昧了良心，阿附上意，吴可读终于逃得一命，改判了充军。
如果说，吴可读一案上，同治的表现，仅仅是“荒唐”，那么，重修圆明园一事上，同治的表现，就是“疯狂”了。重修圆明园，亲政之前，同治便一直念兹在兹，一俟亲政，立即开始着手此事。
这里边儿，既有无可压抑的“游观之兴”，也有强烈的虚荣心在作祟：你们烧了我家的园子，我修个更好的出来，气死你们!当然，重修圆明园，名义上是“感戴慈恩”，以之为两宫皇太后颐养天年之所。
百废待兴，资金紧绌，这个时候重修圆明园，以内务府的尿性，非把国家财政修破产了不可。阿房宫、艮岳，殷鉴在前!这一道圣旨下去，引起巨大反弹。
帝师李鸿藻、翁同龢以及恭忠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联合许多大臣共同上奏要求停工(户部衙门因为日常开支和支付战争赔款已经没多少钱)，而修复圆明园至少需要几千万两白银。同治居然下诏要各地督抚“认捐”……
恭王打头反对，同治居然对他六叔拍桌子，大声咆哮：“我把这个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然后大发雷霆，撤掉恭王一切差使——这还不够，“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入不入八分辅国公”。
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惊愤交谏，同治脾气上来，居然亲自拟旨，要将五军机五御前等十位重臣，一起革掉。这就不仅是“倒行逆施”，简直是“丧心病狂”了。
同治不明白：清朝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脱胎于满洲贵族共和，满洲亲贵，是政权的“股东”。就算经过康雍乾三朝，“股东”的“表决权”，就比例而言，相对于皇帝这个“董事长”降低了，但依然还是“董事”。
他这么干，等于要把所有的“表决权”，收到“董事长”一人手里。这种行径，真正叫“动摇国本”，即以圣祖世宗高宗之盛年，也绝不敢这么干。他一个刚刚亲政，没有任何真正权力基础的毛头小子，就这么乱来，下场如何，用脚后跟也能想到。
早已“撤帘”的两宫皇太后，对同治失望透顶;不跟他打任何招呼，御临弘德殿;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当着皇帝的面，恢复了恭王的爵位差使。皇帝亲拟的那道撤军机和御前的旨意，自然作废，连明发的机会都没有。
这其实相当于一场政变，皇帝的权威大损，两宫的手重新伸回了政府中枢。同治心灰意冷，更加纵迹于花街柳巷，直接导致了他的早崩。(同治此后再无作为)
同治的“桀纣气质”，绝对不是“灵光乍现”，略假时日，他会变真正的桀纣。同治因为早逝，被后人给予了过多的同情，但予以为，同治早崩，实在是中国人的福气;不然，在时代的狂潮中，中国的命途，必定会更加多舛。
事实上，清朝的每一个皇帝，接受的都是和同治相似的教育，却只出了同治这么一个“异数”。同治的“桀纣气质”，既然赖不到他受的教育头上，就只能认为是天性有问题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基因有问题。就是说，他把父母基因中不好的部分，全部接收了下来，好的部分，全部摒之于外了。
对于同治的死，尽管清代宫廷史料，特别是档案内均有较明确的记载，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私人著述和笔记中，还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并加了一些演义性的描绘，有的说他死于天花，有的说他死于梅毒，也有的说他死于疥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记载：……嘻戏游宴，耽溺男宠，日就裸瘠，旋患痈，项腹各一，皆浓溃，日未昏，殆不知人。
《国史旧闻》中载：“私家著述，皆谓太后纵帝游荡，及至得疾，又不慎重爱护，以至深沈不起，……盖帝常履饮于外，至翌晨召见军机时犹未归也，或醉中言语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一八七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间皆窃窃私议恐帝寿之不久。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临朝，两宫皇太后代执国政，月底帝遂降谕日：‘朕于本月有 天花之喜，……’”。
《四朝佚闻》中载：“穆宗之崩，传者不一，或云天花，或云内毒，而医药不能尽合……”这些著述除了记载同治皇帝的病情死因之外，还特意说明了同治皇帝南郊微服履行之事，并且把这件事与同治皇帝母子矛盾及病和死联系在一起。
其实同治的病情和死因，可以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中看得一清二楚，《万岁爷进药底簿》中详细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同治得病，至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病情和用药情况，它完全证明了载淳最后死于天花， 这是详实可靠的。
同治惠陵功德碑
总评：同治冲龄即阼，母后垂帘。做了十三年皇帝始终没有摆脱两宫皇太后和恭忠亲王奕訢的摆布，一直是一个傀儡。由于慈禧太后过度的严厉和慈安太后的过度放纵而导致对他人品塑造的失败。这个连奏章都读不通顺的傀儡皇帝在空有一身雄心壮志的情形下暗淡辞世。更加讽刺的是他的死不会对帝国的运转有任何影响，而他的陵寝惠陵，也被砍去了神道和石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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