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终结了元朝的残暴统治，带领汉人重新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他的功绩固然值得赞颂，但是晚年的朱元璋嗜杀成性，身边没有马皇后劝诫的他，宛如一个失心疯一样疯狂造下了很多杀孽。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但他晚年偏好诛杀，使得一代开国元勋很少有善始善终者，这一点为人所诟病。那么，朱元璋为何会嗜杀成性呢?
有的人认为，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南征北战，都是能撑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孙都温顺柔弱，他担心一旦他百年归山，他的子孙无法控制局面。
据史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的滥杀无辜不以为然，曾多次劝谏。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朱标左观右看，无处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说：“这根荆棘条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将那些尖刺削光磨平，岂不是很好拿了吗?——现在我所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见，他的滥杀功臣，是在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以确保他子孙后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迹江湖，深知贪官污吏强取豪夺之恶，草民深受欺凌投告无门之苦。他仇视权贵，仇视压迫，仇视阴谋，他想建立一个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战乱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会同杨宪、刘基等二十人负责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逐条审议，然后颁布执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总计六百零六条，颁布执行。
他是一个以法治国的严厉的君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还是战争时期，粮食紧张，朱元璋曾严令禁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当斩。都事王恺进言：胡大海正在前线拼杀，可饶。朱元璋大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说罢，竟自己抽刀把他杀了。这与他冷冷地对胡惟庸说“杀人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勋旧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来的，他们和朱元璋共过生死患难，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那些法令条文是管束小民的，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骄恣横暴，为所欲为。史载：洪武三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专门铸造了申戒公侯的铁榜，规定公侯人家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隐蔽差徭的，都处斩罪。
但他们在铁榜之后，仍不收敛。如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鱼肉乡里，尝占东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贩购云南私盐，阻坏盐法。又如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周德兴(与朱元璋同村)营宅第逾制，赵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以猛、以严治国，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些人触犯法令，实是罪有应得，根本不存在嗜杀或滥杀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冲击，地位的卑下、处境的恶劣、战斗的艰苦、牺牲的惨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一旦黄袍加身，过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梦之感。他常常幻想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恐得而复失。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变态的被害妄想。他是一种偏执型的人格障碍者，时时犯疑心病，到处安插耳目，遍布特务网，到头来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追迫下，经历了长期战争岁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他想象中的潜在对手，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狱，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枭示、凌迟、剥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肠、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从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看，他早已堕落成乐于用他人血污来填补自己精神空虚的虐杀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指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毁灭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惧，被害妄想，终日追踪着朱元璋，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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