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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民告官”不论有理无理先打一顿再说，原因是古代“民告官”本就有罪。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其实为“民告官”设有相当完备的制度，所谓的“民告官、先挨揍”其实只有百姓“越诉”时才会发生。
例如《大清律例·诉讼》便规定，“凡军民诉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讼者，笞五十。”注意，这条律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并非是“民告官”，而是“越级诉讼”的问题，《大明律》与此类似。那么，古代民告官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始终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三纲五常”便成为了维护统治的基本纲领，而在社会关系层面，也通常以“泛血缘关系”进行处理，朝廷命官通常被视作百姓的“父母官”。这种制度之下，“民告官”自然就被视为了以下犯上，这是符合统治者的统治和稳定需要的。
不过，历代王朝虽然不支持“民告官”，但对此却也并非完全杜绝，毕竟如果完全杜绝了底层的上告途径，同样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古代百姓想要告官，其实还是有路径可选的。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1、采风。这种方式主要是指，由朝廷派专人赴特定地区采集民情，查看和纠正吏治，虽然这种方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治理，但百姓却可以通过这种渠道来达成“民告官”的目的。例如战国时期管仲在齐国创造的“问事”制度，“问人之所害于乡里何物也?”“除人害者几何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管子·问》)又如汉宣帝刘询在位期间，派使臣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汉书》)。再如武则天置右肃政台，专掌“察州县吏善恶，风俗得失”。当然，这种方式更多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是统治者短期内以整顿吏治为目的采取的手段。
2、监察。古代统治者为了吏治清明，往往在地方设有监察性质的官员，其主要职责便是对辖区内的官员履职情况进行监察，同时兼具整顿吏治、惩治官员的职责。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度中的“御史大夫”便负有监察百官职责，汉武帝时则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每州设监察刺史，其职责中的“违法征科、行政冤滥”主要针对的就是官员侵害百姓权益的问题。唐代继承了汉朝的监察制度，唐太宗时将天下划分为10道，每道设监察官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例如采访使等。宋代则设立转运司、提点刑狱司作为巡查官员。明朝时期，则设有十三道巡查御史，不仅可以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纠核和处理，而且可以直接受理对官员的审理。
3、直诉。主要指在遇到重大案情或冤屈的情况下，直接通过上级衙门向皇帝告发，甚至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诉讼。该制度起源于周朝的路鼓制度，后于晋武帝时期建立“登闻鼓”制度，此后“登闻鼓”成为百姓直诉的主要方式。到唐朝时，直诉路径已经开始多种多样，百姓不仅可以通过“登闻鼓”诉冤，还可以上表诉讼，且规定朝廷官员必须立即受理，尽快闻奏，否则就要受到惩处，如《唐律·斗讼》有载“若上表诉，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甚至还可以直接拦皇帝车驾诉冤，如《唐律·斗讼》有载“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
4、越诉。主要指越过地方官员进行控诉，即越级诉讼。因越级诉讼往往会扰乱司法体系，因而历朝历代对此严厉杜绝，不过，朝廷虽然不支持越诉，但也并不完全杜绝，这也是百姓越级告官，要首先受到惩处的主要原因，即打你是因为你越级诉讼，但案子官府还是会受理的。不过，宋朝以后规定，凡是遇到地方官员本该受理但不受理，或将案件交给被告官员审理，或本司官员本应回避但不回避，以及官员贪污受贿等官员渎职情况，百姓可以越级诉讼，且不会受到惩处。
5、拿官。这种“民告官”现象只发生在明朝初期，彼时朱元璋为了严厉打击危害地方、鱼肉百姓的贪腐官员，不仅明确规定百姓可以直接捉拿贪腐官员送至京城严惩，而且对这种现象极为鼓励，例如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将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城面奏，便获得了重赏。同时，为了鼓励这种现象，朱元璋还规定，对于阻挠百姓入京告状的官员，要严厉惩处，例如淳化巡检何添观因阻挠嘉定县民郭玄二入京告状，被朱元璋下令砍脚戴重枷服刑。
以上便是古代百姓“民告官”的主要途径，从这些制度不难看出，古代统治者在建立制度的时候，其实是考虑到了百姓切身利益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朝廷腐败和官官相护的因素的影响，大多“民告官”的途径都被堵塞，以至于百姓求告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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