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人大都心中有着崇高的理想，而太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往往是不存在的，理想国中朝堂之上君主圣明，臣子清廉，民间百姓富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现实往往十分残酷，以一人之力很难改变，因此文人们将这种不满通过很多途径宣泄出来，有的人纵情山水，有的人郁郁寡欢，而有的人选择恃才狂放。
历代狂者，多是独立苍茫，兀自呼喊。如西晋的阮籍穷途歌哭，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惊人语，从气势上压倒当世所有文人。有明一代，文人染“狂”病者，却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
元明之交，中原板荡，王纲解纽，为个性意识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明初才子解缙上万言书，无所避忌，敢于对嗜血狂朱元璋的朝政评头品足，真可以说是“刀尖上跳舞”。大学者方孝孺当着朱棣的面，拒绝起草诏书，执笔写下一个大大的“篡”字。
文人张狂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高大的自我。这种个性意识到明中叶以后，蔚成一股潮流。我们所熟知的唐伯虎，并非周星驰饰演的那样风流自赏，在红粉丛中游刃有余。他因科举舞弊而与官场绝缘，从此穷愁潦倒，却少了屈身低眉的妾妇气，“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徐文长虽名头不及唐伯虎，但才华横绝一世，以至于齐白石甚至想早生三百年为其磨墨理纸。他同样半生落魄，托足无门。晚年竟多次自杀。有时居然自己拿起斧头，“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有时用锐利的锥子，“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他正是要通过这种疯狂的举动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与徐文长相比，李贽命途也多舛，但他张狂之中更多了几分叛逆。在书院讲学，遇到峨冠博带的道学先生拿经书提问时，他就一拂袖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落发念佛，他却不受戒，照样喝酒吃肉。当时出家人中像李贽一样的狂僧有很多，他们呵佛骂祖，率性而为，用自己的真性情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与堕落。
在76岁那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人用门板抬到京城入狱。他没有向当权者低头，抱着必死之心，用剃刀自断咽喉，血流遍地，气息两日不绝。侍者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李贽的血性刚烈使“吾道不孤”。他的学说、作品在当时拥有大量的信徒和读者。
明代文人以张狂的举动，以惊世的才华，以骇俗的言论，在封建专制的罗网里，堂堂正正地写就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他们用极其痛苦的存在，向后人证明，这个世间他们曾经来过、活过，也精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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