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秦惠文王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秦惠文王是自秦孝公以来，又一位对秦国霸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对外的最大功绩是兼并巴蜀、破坏合纵、削弱楚国;对内，其一是迅速稳定了“后秦孝公时代”的秦国政局，其二则是继续保持了商鞅变法，避免步入楚国吴起变法那种“人亡而政熄”的局面。
而除掉商鞅，则是秦惠文王稳定政局、稳固王权的核心举措，虽然有“卸磨杀驴”的嫌疑，但对秦国、对他自己而言，确实是很必要的动作。
变法对秦国是好事，但对其他人并不一定
中国古代的改革不少，但彻底成功者寥寥可数;而且变革的推动者往往还没有好下场，运气好的被打成平民，点子背的直接身首异处、全家遭殃，曾经帮明朝续命的张居正甚至还被从棺材里挖出来鞭尸。
而商鞅(公孙鞅)则比较特殊。他的变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让秦国一举具备了左右战国发展进程、改变中国古代历史走向的力量，甚至还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模板。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商鞅变法是古代最成功、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改革。
但是，有利于秦国的，并不意味着符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个人与政权的诉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致的。商鞅变法得罪的，可不仅仅是被割走大量利益的贵族阶层。
先说秦惠文王本人。姑且不说当初商鞅惩罚他老师的行为，毕竟事实证明这个动作对促进变法的落实起到了关键作用，秦惠文王作为受益者，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所谓功高震主，商鞅在前任君主手下所立的功劳越大，对新一任君主的威胁也就越强。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这已经不是私仇的问题，而是对君王权威赤裸裸的现实威胁。一般来说面对这种情况，头脑清醒的功臣往往会急流勇退(比如后世的张良)，但被封为商君、享有六百里商於之地的商鞅并舍不得眼前的权势和富贵，活生生让自己成为了新任秦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商鞅变法对秦国传统贵族的损害在此无需赘述，即使是从“农战”政策中收益、改变了自己境地的普通老百姓，对商鞅也并非完全感恩戴德。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
以上是《商君书》中的公孙鞅本人的言论，他的变法，就是要以严刑峻法，逼迫老百姓从事他们不愿意干的种地、打仗这两件事，至于其他的诸如游学、经商、投机倒把、杀人越货、坑蒙拐骗、为贵族当门客等相对轻松的门路，一律杜绝。
但是，人人生而追求相对安逸的生活，这是本性使然;商鞅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么大的改变，那只有一个办法：杀戮。
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哭号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山丘。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后来秦国人不是非常适应这种制度、以至于“乡邑大治，家给人足”了吗?但这说到底都是被逼无奈，想象一下秦人的一生：成为男丁后，就要登记在册，闲时种地、战时从军，平时流汗、打仗丢命;而我们要知道，秦军时常获胜，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战损，长平一战就“损失殆半”;就算历经九死一生，成功获得了爵位，但如果下次表现不好，或者平日里有了过错，之前的功劳很容易被一笔勾销，毕竟变法的原则是“轻赏重罚”。 (而女子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时要织布，在战时甚至要承担运输任务)
因此，商鞅变法确实让秦国变强大了，也让一部分人因功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但对大部分人而言，在变法之下，一生中的轨迹也就被彻底固定了：种地打仗，不死不休。
因此，商鞅得罪的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而是上至新君、下至百姓的秦国各阶层。当秦孝公死后，商鞅也就完成了他的最大任务，不可避免的步入命中注定的绝境。
谁是变法的关键人物?不是商鞅，而是秦孝公
作为孤身来到秦国的外人，商鞅为啥可以掌握生杀大权，不仅可以对老百姓举起屠刀，甚至能削掉秦孝公亲哥哥、太子师傅公子虔的鼻子?
这都来自秦孝公的无条件支持。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从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法，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在秦国可谓一人一下、万人之上，按照自己的思路完整践行他的法家治国理念，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而商鞅本人，则是一个从魏国来到秦国的外国人，这是典型的“猛龙过江”。而这背后的最大推手，则是经常被我们忽视的秦孝公。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樯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苏轼的上述言论，虽然有失偏颇，但也点出了秦国变法中秦孝公的关键作用。正是得益于他的强势掌控力，商鞅这位外来户才能呼风唤雨、如愿以偿。
但新上位的年轻秦惠文王暂时并没有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史书中称权贵们乘机攻击商鞅，但事实上，也许他们攻击的是秦政呢?毕竟恢复到以前的贵族政治，让他们躺着享受特权，才是最理想状态。如果他们趁机煽动老百姓，秦惠文王的位置也许就岌岌可危了，毕竟在秦孝公之前，秦国发生过多起国君被杀、被逐的案例。
因此，杀掉商鞅这位“权臣”，既可发泄贵族、百姓心中的怨气，又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腾笼换鸟”扶植自己的，对秦惠文王而言百利而无一害;况且，秦国变法的诀窍就在于法，只要法规和秦王在，变法就能推进，商鞅已经失去了他的最大价值，沦为了最佳的替罪羊。
总之，秦惠文王之所以杀商鞅，并不是由于私仇，而是政治家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政治考量。当然，笔者这样说，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为这种“卸磨杀驴”的行为唱赞歌;封建体系下的数千年中，这种事件不断上演，不能不说是人性与权力的悲哀。
不过，商鞅活着时已享受顶级荣华富贵，死后其法令仍然继续保存，相对于其他同行而言，他的价值已经得到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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