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古代瘟疫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王朝兴衰固然有自身原因，但天灾、瘟疫往往也会成为击垮一个王朝的幕后推手。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得下去，他们就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们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天灾和瘟疫往往才是最为致命的，而中国历史上被瘟疫击垮的王朝代表，便是东汉和明朝。

　　东汉：天灾瘟疫持续爆发，最终击垮了东汉王朝

　　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尤其是帝王本纪，天灾人祸、兵灾战乱简直如同流水账一般的历历在目，其中尤以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时期最为严重，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这简直与世界末日无异。

　　仅以灵帝刘宏在位期间为例，从建宁元年(168年)正月继位，到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在这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中止过。大致梳理如下：

　　建宁三年(170年)正月，河南、河内饥荒，以致夫妇相食。

　　建宁四年(171年)二月，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五月，河东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熹平三年(174年)秋，洛水泛滥。

　　熹平四年(175年)六月，三辅之地横遭虫灾。

　　熹平六年(177年)，夏四月，大旱，七州蝗。八月辛丑，京师地震。

　　熹平七年(178年)二月，四月两度地震。

　　光和二年(179年)春，又发大疫。三月，京兆地震。

　　光和三年(180年)秋，酒泉地震。

　　光和四年(181年)六月，炎炎夏日，冰雹下的“大如鸡子”。

　　光和六年(183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冬，东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东汉这连续不断的灾难之后，同样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史料明确记载，汉桓帝时曾先后爆发三次大疫，而汉灵帝时则又先后爆发了五次疫情，英国著名学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在《世界纲史》中写道，“也许是因为穷奢极欲损伤了元气，汉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纪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国的制度崩溃了，这是一场使罗马帝国陷入一百年混乱的瘟疫，而汉朝也像一棵狂风中的朽木一样倾倒了。”持续的天灾瘟疫肆虐，最终将老百姓逼到了绝境。张角的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此拉开了黄巾起义的巨幕，无路可走的百姓们，纷纷走上了起义造反之路。

　　好不容易平定了黄巾之乱，还不等老百姓休养生息，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袭来。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不仅普通百姓家庭惨遭瘟疫侵袭，就连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四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因瘟疫而死。此外，医圣张仲景的家族也未能幸免，他在《伤寒卒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而东汉的都城洛阳，更是有一大半人因瘟疫而死。

　　根据史料记载，瘟疫爆发之前的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东汉人口为5650万，而在历经天灾瘟疫之后，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人口锐减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严重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时，其人口更是不及十分之一。

　　人口断崖式的下降，固然有战争和灾荒，以及因天灾人祸而无法完全统计的因素，但根据保守估计，因天灾瘟疫而损失的人口也至少达到了2000万以上。

　　明朝：瘟疫肆虐十余年，明朝北部边防尽毁

　　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连续发生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原本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的旱灾频发，在百姓流离失所的同时，老鼠也大量涌入人类居住地，最终酿成了这次肆虐十余年的大瘟疫。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兴县爆发瘟疫，次年百姓纷纷逃离，随之导致瘟疫开始向周围地区扩散。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开始相继爆发瘟疫，史载，“(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三年(1640年)，瘟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也相继爆发瘟疫，“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京师开始爆发瘟疫，史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由于腺鼠疫患者往往会导致淋巴结肿大，因而被百姓们称之为“疙瘩瘟”。

　　崇祯十五年(1642年)，瘟疫开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因感染瘟疫死亡者不下数百人，几乎是逐门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腺鼠疫开始转化为肺鼠疫，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

　　根据史学家的推测，明朝崇祯年间的这次大瘟疫，直接导致陕、晋、冀三省损失人口千万左右，仅京师便有不少于20万人死于这场瘟疫，占到了当时京城人口的20%甚至更多，发展到最后，京师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这场瘟疫，可以说成为了压死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例如孙传庭便因为鼠疫横行，人死过半而迟迟无法出兵，最终在朝廷的催促下，不得不带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强行出战，结果最终战败身亡。

　　明末时期，随着卫所制的全面崩坏，明朝成建制的精锐部队其实仅仅只剩下了九边重镇，而这场瘟疫直接摧毁了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向京城之时，这几大边镇不仅无力抵抗，甚至连自保都不可能，最终导致李自成很轻松的便杀到了北京城下。

　　与此同时，明朝驻守京师的军队原本有10余万人，而在这场瘟疫之后，只剩下了五万多老弱病残，面对杀至城下的闯军，守城将官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守城，结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以致不得不调遣宫中三四千太监参与守城。而即便如此，城防仍然极度空虚，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刚刚经历瘟疫的明军更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这杖还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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