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作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墙从结构和功能分，主要由墙体、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部分构成，绝大多数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从建筑的原材料分，分为版筑夯土墙、土坯垒砌墙、青砖砌墙、石砌墙和砖石混合砌筑多种类型。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墙，都是由土或砖石筑砌的刚性实体，并具有一定的厚度与高度。其所在位置，一般都在城市或建筑组群的周围，起着分割空间、阻隔内外的作用。这种采用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来围护一定空间的方式，究其渊源，最早恐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以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才逐渐演变成目前的形式。
以后，它又被人们使用于国境及边界，并进一步发展为具多种内涵的强大边防体系。由此可见，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而对空间或地域所进行的划分或隔绝功能，则是次要的。我国最早城墙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存在于当时的各类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后历代都曾大量建造。由于古代战争中的进攻手段一直相当原始，因此城墙这种并不十分先进的防御构筑物，在我国竟然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
城墙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的发展又是如何?除了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以外，另一个来源就是中国古代文献。内中有关于筑城的记载亦复不少。例如涉及太古时期的有：《汉书·食货志》：“晁错复说上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汉书·郊祀志》：“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轩辕本纪》：“黄帝筑城造五邑。”
《黄帝内经》：“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史记》补《三皇本纪》：“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主城邑。”以上载述中之神农、黄帝、人皇等，都是太古时传颂的领袖人物，其时代约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之中晚期。文献所载既为筑城，则构有城墙乃是必然之事。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在我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及四川诸省，先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已超过三十座，例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河南登封王城冈、淮阳平粮台，湖南沣县城头山，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四川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且多数之城墙保存相当完好，由此可以证明古代文献记载当时已建有城市的不误。
然文史述及夏代建城之记录绝少。《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载：“夏鲧作三仞之城。”按鲧乃夏禹之父，曾为舜治天下水祸而不成，其时稍早于夏朝之始建。夏代自禹迄桀，先后共十四世十七王，历时四百年，帝都即已移迁六次(依古本《竹书纪年》)。史载禹即位时，诸侯来朝者万人。由此推知，全国各地开展之筑城活动应不亚于前世。
《管子》有云：“夏人之王(城)，外凿二十七虻蝶、十七湛……道四经治水……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屋之筑。”目前虽缺乏此时期城垣实例，但从夏禹时曾在各地大力治水，而夯土筑堤与筑城同出一源，故推测其技术与经验均已超过原始社会，应当是无问题的。
商代统治时间长达六百年，共历十六世三十王，史载迁都亦有六次之多。而商汤建国之际，诸侯共有三千之众，其建城数亦不会少。目前发现的商代城址，从早商到晚商，从帝都到诸侯城，都有若干实例。除晚商都城殷(今河南安阳)未发现城墙外，其他各城均有构筑，且施工技术亦见显著进步。
周代进入封建社会，裂土分茅，大封诸侯，诸侯之下另有附庸，于是又出现了一次筑城高潮。到春秋、战国期间，因各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筑城活动更为增加，除建新城外，修补与扩建工程亦见频繁。这时的城市，已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与居民麇集之处，而且也是封建等级的象征。表现在城市的具体建设方面，就是不同等级的城市，其城市面积、城墙、城门与角楼的高度均有区别。
如《五经异义》载：“天子之城高七雉，隅高九雉。”而《周礼·考工记》又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文中之“隅”，乃是角楼。“雉”是度量单位，约高合一丈，长合三丈，由此可知，当时各级城高以九、七、五……级数衡量的，即以二丈为差数。但这项制度，至春秋、战国时、因诸侯僭越，而使礼崩乐坏，已不再为社会所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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