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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八年(前199年)前后，刘邦与吕后之间产生了一次激烈博弈，而博弈的焦点便是刘盈的太子之位，刘邦想要以戚夫人之子刘如意取而代之，吕后自然是力保儿子的太子之位，那么吕后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竟然使得刘邦最终放弃了改立太子呢?
力量之一：吕雉的外戚力量，汉初吕氏功勋集团
不知道是否有意淡化，使得大家始终认为吕氏的外戚力量其实并不强，然而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史记·吕太后本纪》等史料的只言片语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发现，吕雉背后的吕氏功勋集团，其实是汉初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西汉建立之后，吕雉的兄长吕泽虽然仅仅被封为令武侯，似乎在汉初的功臣序列中并不显耀，但实际上他在朝堂上，尤其是军方的影响力绝不容忽视。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关于东武侯郭蒙有“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这样的记载，这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吕泽是作为一支单独部队存在，并且在外征战的。
纵观整个反秦战争和楚汉争霸，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除了东武侯郭蒙之外，还有阳都侯丁复、曲成侯蛊逢(《汉书》作虫达)、都昌侯朱轸、阳夏侯陈豨、信武侯靳歙、阳陵侯傅宽、阿陵顷侯郭亭、博成侯冯无择、成陶侯周信等人，且丁复、蛊逢等更是位列十八功侯之一。此外，冯无择担任的悼武王郎中和周信担任的吕氏舍人，更是完全不符合刘邦的官僚体系，这表明吕氏集团极有可能自有一套官职体系。
如上所述，一切迹象均表明，汉初的吕氏集团其实不可小觑，而这些人则是吕雉背后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此外，刘邦之所以会选在汉高祖八年(前199年)废立太子，很有可能源于吕泽在同年平定韩王信的战争中战死，由此也可见刘邦对吕氏集团的忌惮。至于此后的陈豨叛乱和刘邦晚年的诛杀樊哙之举，则极可能是为了瓦解吕氏集团在军方的势力。
力量之二：原配夫人的实力，朝堂势力站队一边倒
作为刘邦的原配夫人，早在刘邦起兵之前，吕雉便已经与刘邦一帮“狐朋狗友”和萧何、曹参等人相熟，而在刘邦因押送的徒役逃散而逃入芒砀山之后，吕雉又曾冒险为他们送衣送饭，甚至为此蹲了一段时间大牢，曾经的这段经历，可以说让他与刘邦的嫡系亲信建立了一定的情义。
在西汉初期的朝廷中，按照派系大致活跃着以下四股势力，即刘邦曾经的同乡好友丰沛系，如萧何、周勃、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战争期间投靠刘邦的功臣系，如张良、陈平、郦商、灌婴、傅宽等人;分布各地的诸侯系，如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韩王韩信、淮南王英布等人，以及前面提到的吕氏集团。
易储风波虽然是吕后与刘邦之间的博弈，但同时也是吕雉、刘盈母子与戚夫人、刘如意母子之间的博弈，因此在朝中大臣看来，所谓的站队，其实就是在吕雉、刘盈和戚夫人、刘如意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大臣们只是在吕雉和戚夫人之间站队
对于以上四股力量，异姓诸侯王对朝政影响力较为有限，吕氏集团的站队毫无疑问，而丰沛系由于早年间的关系，显然也选择了站队吕雉，例如萧何、樊哙。至于功臣系，则因大多保持中立而成为了吕后拉拢的主要对象，例如张良便隐隐倒向了吕雉一边。正因这种站队，使得吕雉迅速在朝野中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甚至使得她足以在刘邦去世之后顺利接管朝政。
力量之三：传统宗法制的影响，刘盈嫡长子身份的天然优势
宗法制的核心便是嫡长继承制，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这种制度自夏朝确立，经过商朝发展，再到周朝予以完善，历经数百年的传承早已深入人心。事实上，中国整个古代时期，宗法制一直都具备极大的影响力，即使现代这种影响力仍然一定程度存在。
宗法制下吕雉和刘盈的身份优势
吕雉作为刘邦的原配，其所生的刘盈不仅是毫无疑问的嫡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子，而刘如意则不过是庶出罢了，废嫡立庶显然违背了宗法制。在这种传统宗法制的影响下，刘盈嫡长子的身份便拥有了天然优势，这同样是很多中立官员倒向吕雉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说以上两点只是让吕后掌握了朝堂的动向，足以使得刘邦不敢贸然易储，那么这一点便足以动摇西汉的统治根基。张良为何让吕雉前去请“商山四皓”，作为秦朝末年的四位信奉黄老之学的“博士”，他们一定程度代表了民间的风向。
“商山四皓”一定程度代表了民间风向
要知道，此时西汉江山刚刚建立，统治非但谈不上稳固，异姓诸侯王的接连叛乱更是让刘邦头疼不已，如果因易储而触动宗法制，那么即使他将江山交到了刘如意手中，那么得位不正的刘如意也很难坐稳江山，甚至将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动乱，进而威胁到江山统治。
如上所述，拥有了以上三股力量，使得吕雉在这场博弈中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而戚夫人和刘如意依靠的只不过是刘邦的宠幸罢了，又如何是她的对手。朝臣的集体反对，民间的明显站队，使得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并最终放弃了易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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