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太子丹为何会策划刺秦事情?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刺秦，这个中国封建史上最为知名的刺杀案，曾一度被视为侠义与勇气的象征;但事易时移，如今有观点认为：这一事件的主谋太子丹不自量力、阻碍历史潮流;具体执行者荆轲则为金钱服务，是封建愚忠的象征。
也许从现代视角来看，荆轲刺秦这一事件如同飞蛾扑火般愚蠢;甚至这次行动即使成功，最终也将无济于事。但为此付出最后一丝努力的太子丹、荆轲等人，以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各自角色，可以视作身为弱势群体，在灭顶之灾即将到来时前所做的最后挣扎。
荆轲刺秦发生在公元前227年，但在前一年就已开始策划。刺激太子丹谋划这一极端行动的，首先是邻邦赵国的覆灭。
公元前238-235年，年轻的嬴政以雷霆手段，先除去了作乱的嫪毐，又将前秦国相国、文信侯吕不韦被逼死，彻底掌握大权，加速了吞并六国的步伐。
公元前233年，被侵蚀了上百年的韩国首先撑不住了，韩王向秦国呈上象征权力的玉玺，请求作为藩臣归附;公元前230年，末代韩王韩安被俘，韩国第一个被灭。
公元前229年，秦国名将王翦大举攻赵，在设计除掉拦路虎——赵国名将李牧后，秦军在第二年势如破竹攻入邯郸，东方的头号军事强国赵国就此灭亡。
一直以来，燕、赵两国虽屡有龌龊，但如苏秦当年的分析:“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为之蔽其南也。”赵国的存在，实际上是燕国免受秦军蹂躏的屏障。
此时，依仗了上百年的屏障已被摧毁，赵国公子赵嘉率领残余力量奔入代地，试图联合燕国，做最后的反抗。王翦则率领大军驻扎在中山，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如恶虎般扑向燕国。
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威胁，燕国太子丹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四处寻求救亡之道。他的老师鞠武提出了以下方案:
往西联合三晋的残存力量(当时魏国仍在)，向南联合齐、楚，往北则拉拢匈奴人作雇佣兵，团结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对抗秦国的咄咄逼人之势。
这一方案虽然在理论上有行性，但如太子丹所说:“旷日弥久，令人心惽然，恐不能须也。”即形势已经如同火烧眉毛了，没条件、没时间去协调各怀鬼胎、心存侥幸的各方。
因此，为了解燃眉之急，他着手策划更加快速、直接，而且可能有效的另一种方案:刺杀或绑架嬴政，以图改变秦国的对外战略。不过，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计划，除了要应对国难，还有一部分私仇的原因。
太子丹与嬴政的个人恩怨: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我们都知道，当初嬴异人在赵国作人质时，得到了吕不韦的资助，并且纳赵姬为夫人，生下了嬴政。
其后嬴政也一同作为人质待在赵国，直到九岁时才返回秦国。在这期间，燕国的人质——太子姬丹也同在邯郸，他与嬴政年龄相仿、身份类似，因此同病相怜，交情很是不错。《资治通鉴》中是这样描绘的：
初，燕太子丹尝质于赵，与王善。
按照常理，幼年时建立的患难之交，往往是比较深厚的。也许是考虑到这一层因素，到了公元247年、年仅十三岁的嬴政接任秦王之位后，燕国派出姬丹到秦王当人质，希望借助两人的交情，为燕国争取些许外交之利。
但是，让燕国人始料未及的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身份显赫、风光无限的嬴政对发小姬丹毫不恋旧情，不仅没有给予关照，反而刻意羞辱;姬丹一怒之下私自跑回了燕国，两人彻底翻脸:
丹为质于秦，王不礼焉。丹怒，亡归。
此后，太子丹将这段经历视为奇耻大辱，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并且，他也深知嬴政有仇必报，自己私自逃回燕国，对方也绝不会善罢甘休，早晚会进行报复。
到了公元前228年，随着赵国被灭，嬴政亲自赶赴邯郸，把那些当初母亲与自己的仇人全部杀掉，这让太子丹更是如芒在背。然而两国的国力相差实在过于悬殊，正面刚那是不可能了，现在自己能做的，也许只有刺杀、投毒、绑架之类的阴招。
但这种事必须师出有名，现在秦国大军压境，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因此，他找上了勇士荆轲，开始策划入秦行刺大计。
对于这次行动的任务，太子丹曾向荆轲细细交待。首先，尝试挟持对方，逼迫他签署协议，退还之前侵占的六国土地。就如同春秋时期，曹沫在齐鲁之会上挟持齐桓公、逼迫其退还所占领鲁国领土那样：
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
若最优方案难以实现，则退而求其次：直接杀掉他，趁着秦国朝政内乱之际，各国合纵破秦。为了提高成功率，他给荆轲配备了一把浸泡了剧毒、见血即毙人命的匕首，并派勇士秦舞阳作为副手。
公元前227年，伪装成燕国使者的荆轲如愿见到嬴政，发生了图穷匕首现的一幕。他严格贯彻太子丹的指令，起先尝试生擒对方。但是，接连发生了两个意外，首先，燕国“勇士”秦舞阳见到大场面怂了，战栗不能言，荆轲只能单干;其次，荆轲抓住了嬴政，但被对方掙断袖子逃窜。就这样，直到荆轲被砍断左腿、无法行动后才扔出匕首，但在剧痛之下，失去了准头。在临死前，荆轲心有不甘的大骂:“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但是，如果秦舞阳没怂，荆轲如愿挟持嬴政，对方会签署协议、退还土地吗?或者他第一时间将匕首扔向嬴政，杀掉对方，东方各国能借机复活吗?估计很难。
嬴政不是齐桓公，秦国更不是春秋时的齐国
首先，战国时期的秦国，对外从来就没有信用可言。
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对外秉承着极端务实主义的作风，欺诈、阴谋无所不用其极，数次对外大的战略成功，都是实力与诡计相结合的产物，粗略列举如下：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进攻河西时，利用自己与魏国主将公子卬的旧交情，以签署停战协议为名骗对方入营，其后趁机击溃群龙无首的魏军，夺回河西之地;
公元前313年，为了让两大强国齐、秦断交，秦王派张仪入楚，以“商於六百里地换取齐楚断交”的谎言诱骗楚怀王;当对方如约行动后，秦国君臣却称当初只答应了六里地;
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更是以在武关会盟为由，将楚怀王被骗进函谷关、绑架到咸阳，逼迫对方割地、称臣。最终，硬气的楚怀王客死他乡，令各诸侯国又惊又怒，甚至空前团结起来攻到函谷关。
甚至在公元前228年灭赵行动中，秦国在军事行动受阻后，通过行贿、离间除掉赵国顶梁柱李牧，才最终如愿以偿。
这样的国家，你会指望它会像春秋时期的齐国那样遵守信用?在弱肉强食、毫无道义可言的战国时期，要保证契约的落实，那必须要有相应实力的保证;如果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协议无异于一张废纸，最终决定事态走向的，只有强者的意志。
因此，如果荆轲能够控制嬴政，对方在匕首的威胁下，也许会一时就范、乖乖签字，但扭过头一定会翻脸不认账，并且在恼羞成怒之下会让燕国鸡犬不留。
其次，如果嬴政被杀，秦国会大乱吗?更不可能。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特殊的现象: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从未出现过昏君，因此嬴政才能“奋六世之前余烈”，创造吞并天下的壮举。但这一现象，其实这与秦国的体制有关。
秦国的变法，本质上是以法令的形式，将秦国各阶层的职责、任务、赏罚方式确认下来，尽量减少个人意志的干预。关于自己的变法如何保证秦国强大，公孙鞅(商鞅)曾点出了三个要点(《商君书·修权》)：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
秦国的成功秘诀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根据君王及国家的发展意志，确立法令;
第二步，以国家信用保证法令的贯彻落实。注意，这个“信”，只是针对秦国国内而言的。当初公孙鞅徙木赏金、对公子虔用刑，都是为了杀鸡儆猴、确立信用;
第三步，保证权柄在君王之手。这也是商鞅变法的终极目的：强化君权。
但为了这个体系的落实，秦国变法要求君王不能将个人喜好凌驾于法令之上：
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即国君不能因个人爱好损害法令、破坏国家信用。而在此之后，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大计，秦国历代国君基本上都严格贯彻了这一准则。唯一违背这一原则、违规提拔大力士的秦武王，却因举鼎意外而死。而在他死后，那些大力士也全部被族灭，秦国的体系再度回到正轨。
总之，秦国的体系，是以农战为诱饵、以法令为工具、以信用为保证，只要敌人存在，秦国就像一部机器一样，所有人都是上面的部件，除非整个体系被摧毁，否则，任何一个部件的更改，都不会导致机器崩溃。
在这样的格局下，秦王的变更，并不会对国家大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公元前251-247年，短短四年内，秦国经历了四任国君：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嬴异人/嬴楚)、嬴政，但秦国并未发生动荡，仍旧保持着强势的扩张。
因此，如果嬴政被杀，秦国朝廷立即会推出一位新的国君;他们在爵位名利的诱惑下，仍旧会杀红眼般继续征伐四方，不达目的、毫不罢休。
可见，太子丹的设想，只是基于春秋思维下的一厢情愿，这也正是燕国为什么在战国时一直默默无闻、跟不上时代节奏的思想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嘲笑太子丹异想天开，更不应该讽刺荆轲飞蛾扑火。明知敌我实力悬殊，仍要做最后一搏;明知有去无回，却仍坚持“视为知己者死”，这正是如今我们某些人早已丢失的精神与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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