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河不停的流淌，历史在不停的发展，让趣历史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看看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
王朝后期的农民起义，无论成功与否，往往有一个共性，就是严重打击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这对于一个封建朝代很致命的。
王朝后期，积累弊病众多，财政、民政、军备等问题一定是一起来的。所以当农民起义爆发后，一旦依靠已经形同虚设的地方驻军和精锐严重减少的中央军无法剿灭后，就陷入两个局面：
其一，坚持中央军剿灭战术。通过以中央名义招募军队，然后完全按照中央号令排除剿灭农民起义。比如明代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保证了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但最大问题在于，如果此时朝廷弊病太多，那么本就战斗力不足的中央军，再处处得听从中央号令，等于手脚束缚住;而农民起义既然能爆发，必然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所以此消彼长，处处受困的中央军，很难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捕捉到足够战机，战胜则难以彻底剿灭农民军，将歼灭战打成追击战;战败则很难有效二次组织，出现溃败。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王朝会被不断放血，放血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不但彻底无力对抗农民起义，且由于过于虚弱，一些中央军也会成为事实上的军阀。最终王朝在内外交困中死亡。
其二，放权地方自主制定剿灭战术。承认中央军疲惫、地方驻军无能的现实，给予各地自主权，大家自己想办法去剿灭农民军。这一战术足够灵活，充分利用各级地主和农民阶层的矛盾，同时给大家放开手脚，地方优秀地主阶级人才可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最高效的剿灭农民起义。
但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中央政府的权威会严重打击，地方实力派纷纷抬头。如汉末在剿灭黄巾起义后，中央政府也就风雨飘摇了。二是如果地方形成军阀，固然在本地会努力抗击农民起义，但是基于对地盘和军队的珍惜，一旦起义军转战，则容易出现各扫门前雪现象，如唐末面对黄巢起义时候藩镇们的做法。
相对而言，清政府已经算是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对待太平天国起义上，做到了几乎极致。
第一，清政府早早承认了自身问题，不再奢求一定由中央剿灭，给予了地方实力派自由，从而造就出能与天平天国抗衡的湘军、淮军等，避免了被天平天国彻底放血到死的结局。
第二，清政府基本也算控制了地方团练们的大走向，湘军等军队在战术上有足够自主权，战略上还是听从中央号令的，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军阀。
第三，在镇压天平天国之后，基本做到了对地方大员的控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逐步进入中央，成为大清忠臣，没有努力去做地方军阀。
客观说，面对大规模农民起义，清朝的应对已经超过了汉、晋、唐、元、明等朝代，但是，影响依然巨大。
一是，军政分离的制衡局面逐渐结束。清朝一直对八旗如此重视，并始终保证一定程度的满汉分离，最重要目的就是保证军政双方没有太多交集，作为主要政治势力的汉族官员和作为军队精锐的八旗军是两个体系，彼此无法合作，也就不能对中央政府造成任何威胁;即便出现个别身跨军政两界的满族高官，但由于无法做到两种势力的整合，所以依旧不能对中央权威有任何撼动。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随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具有巨大军事影响力的高官进入中枢，这种局面被逐步打破。此后，从中央到地方，行政上的高官同时负责练精锐部队逐步成为主流，中央军逐步有名无实。王朝最重要的支柱失去，到最后袁世凯逼宫时，清廷几乎无一可挡之兵了。
二是，地方实力相对中央的独立性愈演愈烈。曾李左等人并不是一个人，每个人背后都是有巨大势力。即便本人进入中枢，这些已经形成的势力依然在地方。而这些地方实力派在中央力量空虚情况下，只能越来越稳固，最终架空中央。
清政府也明白地方势力坐大是要命问题，所以天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就空降马新贻来做两江总督，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以不久之后，马新贻身死名裂作为结局。此后虽然清政府利用杨乃武案等机会对地方势力一定程度打击，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央和地方的妥协而作为结局的。
中央一旦和地方开始妥协，这个潮流就无法阻挡。中央集权政府，本应是中央对地方绝对控股，但到后面清朝已经成了中央政府靠地方参股而存在。等到宣统年立宪派与中央政府一旦交恶，中央迅速失去地方的支持，变成了一个空壳子。一场莽撞的武昌起义，就结束了清政府性命。
所以，在太平天国起义刚刚失败时，赵烈文敢跟曾国藩预言清廷寿命不出五十年，本质上也是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再无停下之理。太平天国起义固然失败了，但是造成的蝴蝶效应，已经给清朝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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