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在古时候是指学贯古今，满腹经纶，同时德高望重的人，他们虽然清贫且手无缚鸡之力，却能衣食无忧，甚至地位高于权贵。在我国古代的宦官群体中，名士也有不少人，他们地位之高，甚至有人还被封为了皇帝的称号。

　　东汉后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们身无分文，却不必为衣食发愁。他们不是权贵，却能让权贵屈尊。

　　皇甫规，字威明，出身于西北豪强，官至度辽将军，是东汉后期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权势遮天的宦官，唯独惧怕名士。解甲归乡之后，有一位曾经担任雁门太守的同乡前来拜访，皇甫规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发走了。有一天，一个名叫王符的年轻书生登门求见，皇甫将军“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原因很简单：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

　　汉末枭雄曹操也曾经以这种狼狈仓皇却极见热情的方式对待从袁绍那边前来投奔的许攸，人们都认为这是曹操有求于许攸，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攸是一个大名士。在那个清流名士牛气冲天的时代，得罪了名士，就会招来非议，失去人心，等于自毁前程。

　　史书描述说：名士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名士的清议言论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东汉后期特有的现象，放眼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称得上是绝无仅有。

　　东汉后期的“清议”，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

　　东汉“清议”对宦官群体的批判和抨击最为严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与宦官，而尤以宦官为最。

　　男子去势，在宫中服侍皇帝与后妃，俗称为宦官。宦官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古代的埃及、波斯王宫中也使用宦官。《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即以宦官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东汉在皇宫外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在皇宫内则豢养了一个同样可观的宦官群体。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

　　(图)司马迁，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历史研究发现，最早的阉割术出现在商代，从那时起就有阉人，中国的宦官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他们大多是奴隶、罪犯，在宫廷中做一些基本的“家务”。

　　东汉宦官深度干预政事，大约始自顺帝刘保时期;到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宦官的权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东汉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 年)，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铲除了权倾一时的外戚梁冀，单超、曹腾、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东汉进入了宦官专权的年代。汉灵帝最宠幸的宦官是张让与赵忠。他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这些宦官倚仗着皇帝的宠幸，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们深居宫廷，但是他们的亲朋故旧与附势之徒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网。“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史书以此形容宦官集团的权势。

　　曹腾是东汉后期地位最为显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过四任皇帝，在宫廷中供职三十年之久，被封为费亭侯，官至大长秋，成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顾问。曹腾死后，养子曹嵩承袭了爵位，得到了太尉这样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时放荡不羁、品行不修，二十出头就进入了官场。如果没有宦官祖父曹腾提供的荫泽，这个乱世枭雄未必能够成为汉朝江山的颠覆者。后来，曹魏政权追尊曹腾为“高皇帝”，曹腾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皇帝”名号的宦官。在史家的笔下，曹腾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宦官。一个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这是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潜书》中描绘的宦官形象。在正统观念中，这些失去了男人根本的“异类”，乃是天刑之人、刀锯之余，只适合做些仆庸杂役的琐事，根本不具备登上庙堂的资格。在东汉士大夫看来，宦官乃万恶之源，国家的种种不幸，都与宦官当权有关系。不铲除这些害群之马，汉家就命运堪忧。

　　永康元年(167 年)的冬天，寒冷异常。但是遭到禁锢的党人却分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十二月，昏聩无能的汉桓帝驾鹤西去，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朝廷重臣重新洗牌，清流派领袖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大将军窦武是灵帝窦太后的父亲，为人谦逊好学，不但没有外戚的种种劣习，反而具有为汉末名士所推崇的种种美德。太傅陈蕃则以正直不阿著称，一向被视为士大夫的楷模。他们二人执掌大权，让人们看到了大汉重整朝纲的希望。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如今，外戚与清流派官员结成了同盟，宦官的末日还会远吗?

　　汉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外戚与士大夫联起手来，就会形成一把无坚不摧的巨型铁钳。公元前 74 年，外戚霍光和士大夫一起完成了更换皇帝的壮举;8 年，外戚王莽在士大夫的鼓噪下，活生生地把刘家的汉朝变成了王家的新朝。在很多人看来，用这把巨型铁钳来对付一群阉竖宦官，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在 168年的政治搏杀中，这把曾经令人胆寒的巨型铁钳却莫名其妙地生锈了。

　　灵帝建宁元年(168 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景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统统革职，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上奏，要求立刻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了。

　　宦官被逼到了绝路之上。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膺、杜密等党人的复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但他们并不准备坐以待毙。他们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窦武和陈蕃等人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忘了，宦官手里还掌握着最后的筹码——皇帝和太后。

　　诛杀宦官的奏章是呈送窦太后亲阅的，可是宦官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显然被激怒了，他们怒吼道：“为非作歹的宦官固然该杀，可是我们这些人并无罪过，为何也要被族灭!”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把汉灵帝劫持到德阳殿，又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尉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

　　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八十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陈蕃，字仲举，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平舆)人，少年时就有宏图大志。据说，在他十岁那年，父亲的一位老友薛勤前来拜访，见庭舍脏乱，就说：“你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来招待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污垢，哪能关心区区一间小屋呢?”这位一生尽忠的老臣，终于以死捍卫了自己“不畏强御”的高节，但却没能实现“扫除天下”的大志。千余年来，“扫天下”与“扫一屋”何者重要，始终是科场考试的重要命题。假如陈太傅和窦大将军能够更加周密细致一些，以“扫一屋”的态度来“扫天下”，也许这悲剧就不会上演了。只是历史容不得假设。

　　天下，是汉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刘。如果主人像泥鳅一样离不开污泥而陈蕃们仍然执意要扫除这污泥，那么被扫除的只能是陈蕃们自己。在东汉后期的专制政治体系中，皇权的行使离不开宦官。深度打击宦官，势必会伤及皇帝。伤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所谓“投鼠忌器”，就是这个道理。陈蕃、窦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剧，也正是由此而来。

　　窦武、陈蕃结成的反宦官集团被宦官集团轻松击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所有宦官作为打击对象，不但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还使原本彼此不睦的宦官们团结起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窦武之死，固然是由于事起仓促;而陈蕃赴难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多少士大夫的援助。显然，清流派这个群体并不是官僚队伍的主流，他们与普通官僚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在此前此后的党锢系列事件中，很多官吏落井下石、坑害党人，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反宦官行动的最终失败，使朝纲昏暗的东汉王朝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内部调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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