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自汉武帝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一个学派，在这之前是百家争鸣的，每一个思想学派都有其生存的土壤。
对于汉朝朝廷为何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中国学者以及西方汉学家中一直存在争议。
有评论家指出，这是由于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思想因素受到汉武帝及其以后历代帝王的青睐，因为它能帮助巩固王朝的集权统治并为其提供合法性来源。在此，我个人认为，从现代角度出发应当可帮助我们追溯找到其真正的动因。如果我们了解了汉武帝当时遇到的挑战和客观因素，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古代中国在周朝分封制度瓦解之后，于秦汉时期开始(公元前3世纪)建立帝制国家。
在接下来的年代中，土地从之前的各个封地解放出来并可以自由买卖。结果，在汉代最初的半个世纪中，土地集中于少数有权势的豪门手中，这个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大地主阡陌延连，而贫者无立锥之地。
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以大地主阶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与世袭皇权之间前所未有的对立。
到汉武帝时期，他目睹豪门继续购买土地进而不断增强了自己的势力，这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从现代政治科学中权力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运用伦理思想的武器来调整权力关系，以此制约不断增长的大地主们的经济势力。
但是，正如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家提出的，如果汉武帝仅是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理论为王朝的集权统治效命，他完全有更好的选择——就算不采用已失信的法家学说，还有墨家思想可以选择。墨家思想以墨子命名，墨子原名为墨翟，其思想堪与英哲托马斯•霍布斯相比而更甚之，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英格兰民主革命前皇权统治最有力的维护者。
为便于比较，我们需要一些笔墨简单介绍一下霍布斯。在英国内战时期，托马斯•霍布斯坚决拥护君权的至高无上。霍布斯基于“大自然状态”假说得出结论：人民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维护和平并实施制裁来抑制人类固有的不合群的倾向。在霍布斯的绝对主义理论中，人们只能在绝对权力(如君权统治)以及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中选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社会治理的形态。霍布斯将他的君主称为“肉体的上帝”，他的手上同时握着宝剑和牧杖。
在墨子和霍布斯关于绝对统治者的理论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墨子相信人生活在“混沌”之中，这与霍布斯提出的在无统治者状态下的“大自然状态”相似。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而霍布斯则称君主为“肉体上帝”，这就好比墨子将统治者视为“天子”，认为既然统治者的出现是为了结束社会混沌的状态，那么他一定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此外，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制定“对与错”的标准。既然天子是用上天授予的权力管理社会，那么他的命令就是上天的意志，理应被所有人遵循。在墨子看来，服从天子的意志是整个社会和平与富足的开始。
与之相比，尽管孔子将君臣关系列为各种关系之首，但他并没有如墨子一样看待统治者的权力问题。一位孔子政治理论的评论家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将他的人文思想运用到国家事务的治理上。根据这位评论家所言，孔子毕生都在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普世教育。世间没有一个封建主子喜欢自己的臣民受教育，因为教育能解放人们的思想，能促进自主思维而不只是盲从他人的想法。因此，孔子普世教育的思想必然使其成为封建制度及以后王朝统治者的潜在威胁。
不仅如此，汉武帝是在人称“亚圣”的孟子(约前372—前289)将儒家思想进行修正及扩充后才将其定为“国教”的。孟子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继承者之一，他阐明了孔子学说中模糊的部分，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之道。他甚至比孔子更深入，在回答一位弟子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到百姓有权推翻一个糟糕的君主，这等于是“诛一夫”而非“弑君”，因为一个不称职的暴君已经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夫”了。儒家思想中最独特的见解就是知识(以及节操)比财富更重要，并且认为国家须有堪称君子的人来统治或者辅佐治理国家。
通过以上的辨析，如果汉武帝真的要通过一种思想来统治百姓、巩固王权，那他舍墨子学说而用孔孟之道的做法只能说明他当时神志不清。
这明显说明汉武帝有其他的考量，他考虑的是豪门兴起的现实，这些豪门依赖他们拥有的大量土地而大肆敛财，由此实际控制着整个经济的命脉。除了改变社会的准则使得财富不再是获得权力和尊重的手段，汉武帝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吗?
一旦儒家学说成为治理国家的第一准则，那么一些不可继承的因素(包括道德和能力)将取代可继承的财富(如土地所有权)，于是儒家思想成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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