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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建立之初，朱元璋吸取了唐代尚武导致藩镇割据、宋代重文导致军力孱弱的教训，对武将和文官的态度是文武并重、不偏不倚，但是由于武将在大明建立过程中流血牺牲和连绵不断的大规模战争，导致洪武、建文、永乐时期武将的实际地位要高于文官。
当是时，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而专阃重臣，文武亦无定职，世犹以武为重，军政修饬。
洪熙、宣德年间，已停止下西洋、废除交趾承宣布政使司为标志，大明进入了战略收缩期。这一时期，随着大规模战争逐渐停止，帝国迎来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在“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古训的推动下，文官的地位开始崛起、权力开始增大，而武将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地位被不断打压。
正统年间，名满天下、誉满天下地三杨内阁乘明英宗年幼之机不断增大文官的权力：正统元年，朝廷陆续向九边重镇派出巡抚，文官的权力触角伸向了军事领域。正统二年，兵部尚书王骥于甘、凉前线将都指挥使安敬斩首，文官第一次凌驾于武将之上。正统三年(1438年)，王骥率领都督蒋贵等大败朵儿只伯，文官第一次接触到了军事指挥权;正统六年，明英宗任命王骥总督军务，负责指挥麓川之役，此后武将出征时文官总督军务成为惯例。
得益于王骥在麓川之役和平定苗叛中的良好表现，文官掌控军权只剩下了武将勋贵集团这个唯一的障碍。这种情况下，土木堡之变的发生给文官掌控军权扫清了障碍。
土木堡之变以后，武将主导的五军都督府的权力被转移到文官主导的兵部，兵部取代五军都督府成为大明新的军事中枢，原本掌控地方军权并与巡抚平级的总兵成为了巡抚的下级，地方的军政、民政大权尽归文官。
在一定程度上，兵部成为军事中枢、巡抚掌控地方的军政和民政大权防止了武将专权和军阀割据，对明末维持大一统的局面是有利的，但是由此导致的武将地位过低和文官权力过重却对明末的军事形势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
内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总兵官领敕于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谓非礼。至于末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积轻积弱，重以隐占、虚冒诸弊，至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明遂亡矣。
武将地位过低、文官权力过大必然会引起武将的不满，在文官权力急剧扩大的正统、景泰时期，武将同文官的争斗不断加剧，最终引发了以武将石亨为主要支持力量的夺门之变，并且在最早实施巡抚掌管军政和民政大权的两广地区，“镇守广东副总兵翁信与巡抚侍郎揭稽不能协和，屡肆争忿。”
虽然通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的明英宗在石亨的支持下通过召回巡抚等方式一度遏制了文官权力的扩大，但是随着石亨被文官李贤以图谋不轨的罪名下狱，巡抚又被重新派遣到各地，文官的权力有开始扩大。
朕新复位，凡百行事，当遵祖宗旧制。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回，当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理之。
成化年间，征讨建州女真之战在武将赵辅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算得上是明代武将最后的辉煌了，但明宪宗支持武将的代价却是被文官描述的相当不堪。
正德年间，明武宗通过宠信武将江彬、设立两官厅的方式抬高武将的地位、削弱文官的权力，但是随着明武宗落水之后离奇驾崩，武将地位低下的局面再也难以挽回。
万历年间，武将终于认命了，威震天下的戚继光和李成梁在写给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信中皆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秉”。
往时浙弃牛姓者，官副总兵，上揭张永嘉相公自称走狗爬儿。其甥屠谕德应峻耻之，至不与交。然此右列常事耳。江陵当国，文武皆以异礼礼之。边将如戚继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秉”，又何怪于副将之走狗耶?
戚继光位列三孤、李成梁被封为世袭的宁远伯，二人皆是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武将，连他们面对文官时都是如此，其他的武将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情况下，地位过低的武将只能选择依附权力过大的文官，一旦这种依附关系确立，其他文官要想指挥动这个武将就难上加难了，比如说崇祯末期的左良玉就只听从侯询的指挥。
此外，军中生杀予夺和人事升迁的大权都归文官掌控，使得武将毫无威望、难以联合作战，进而导致不同武将率领的明军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也是明军在松锦大战、朱仙镇之战等战略决战中难以取胜的主要原因。
战争原本就不是文官的舞台，他们只要起好制衡武将、防止武将专权的作用就行了，但是明代文官却非要让自己成为战争的主角，结果就是崇祯末期的武将既难以指挥、又无法联合作战。如此一来，明军屡战屡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所以武将地位过低、文官权力过大就成了压垮大明的第四颗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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