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是系统论述诗歌艺术理论的诗话著作。南宋严羽著。原书为1卷,向来多附刻于诗集《沧浪吟卷》(现存以明正德间尹嗣宗刊本为最早)或《沧浪集》,其单行本被收入近20种丛书,诸本大率相同,惟末附《答吴景仙书》间有删去者。主要注本有:胡鉴《沧浪诗话注》,重在所论之诗的采辑及诗人时代仕履;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除采用胡鉴注外,兼释词义,并引后人申阐辨驳之语;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校、注、释相结合,集古今注释评论之大成,颇多个人精到之见。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人,南宋诗论家、诗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据其诗作可推知他主要生活在宁宗、理宗在位期间。他与同宗严仁、严参齐名,号“三严”;又与严肃、严参等8人同以诗成名,号“九严”。一生未曾出仕,大半隐居家乡。从其言论看是个颇有胆识、亦颇为自负的人。著有诗集《沧浪吟》(或称《沧浪先生吟卷》、《沧浪集》) 2卷,共收古、近体诗146首。

　　《沧浪诗话》全书由 “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5篇组成,从诗歌内容到形式,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诗话后附《答吴景仙书》系针对该书在当时引起注意和争论的一篇答辩文字。

　　《沧浪诗话》主旨,主要集中在“诗辨”一篇。它们禅喻诗,重在诗歌意境的探讨,提出了“真识”、“妙悟”、“别材”、“别趣”、“入神”及“兴趣”诸说。此篇开宗明义指出:“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作者认为 《楚辞》 以至盛唐名家之作均属 “妙悟”,并尤其推崇李、杜之作,视之为诗家经典;作诗者必须熟读这些作品,“酝酿胸中”,才能 “悟入”。严羽 “以禅喻诗”,目的是要“说得诗透彻”(《答吴景仙书》),禅道与诗道存在着共同规律,那就是“妙悟”。所谓“妙悟”,系针对学力而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只有识出诗道真谛,把握诗歌审美特征,才可能成为创作的内行。盛唐诗歌高妙之处,正在于其天然本色。严羽在 “真识”说的基础上,倡导 “妙悟”,即通过从 “悟”到 “妙悟”、从 “渐悟”到 “顿悟”的过程,领悟诗歌的特性,使创作达天然浑成的最高境界。在论及诗歌审美特征时作者指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这段话以 “盛唐诸人” 和“近代诸公”的经验为根据,从正反两方面对创作规律作出了深刻而透辟的阐述。“别材”指的是作诗另具有某种特殊才质,亦即诗人把握诗歌艺术规律的能力;“别趣”系指诗歌“吟咏情性”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魅力。严羽所言之“理”与“趣”,属于认识上的两个范畴,读书穷理,属于理性范畴;别材别趣以吟咏情性,属于感性范畴。他认为诗属于感性范畴,但不惟不排斥理性,相反认为要写出好诗非读书穷理不可。而读书所穷之理不能直接说出来,要求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感兴的表达必须通过 “意兴”而不能 “叫噪怒张”。所谓“意兴”也就是“兴趣”,指的是意境的创造,所谓 “别材”“别趣”和 “妙悟”也都与意境有关。

　　严羽主张作诗“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极力标举李、杜,而以 “入神”为诗歌的最高境界。他指出: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又将诗歌风格分为 “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九品,九品又可以概括为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两大类。他所以标举李、杜,就在于二人不仅主要是沉着痛快,也有优游不迫的一面,在于二人可以全面代表唐诗的成就;优游不迫乃阴柔之美,沉着痛快属阳刚之美,而“入神”则是二者融汇结合的最高境界。李、杜诗歌虽各有所长,但都兼这两方面,是这种最高境界的体现。

　　“诗体”篇主要探讨诗歌体制和流派发展演变的历史,较全面勾勒出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严羽说: “《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此 “四变”,简明地反映了 《诗经》以后中国古代诗体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又从多种角度概括各体:有“以时而论”(将唐诗发展分为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体,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唐诗分期论)、“以人而论”;有以别集命名如 “选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 有以字数而分; 有以格律而分的 “古诗”、“近体”; 有以乐府歌辞而论如 “谣”、“吟”、“词”、“咏”、“曲”等; 亦有以 “叹”、“愁”、“哀”、“怨”、“思”、“乐”、“别” 而命名者; 还有一些 “杂体”。

　　“诗法”篇阐述诗歌创作技巧与法则,颇多经验之谈。如提出“学诗先除五俗”、“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等等,这些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江西诗派、四灵诗派的弊端而发的。

　　“诗评”篇是诗歌批评论,品评汉魏以来历代诗人诗作,而以唐诗为主。严羽说: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此为进一步阐述“诗辨”篇中“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的理由。所谓大历以前、晚唐、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云云,系就时代诗风之异而言。严羽评诗标准,除时代关系外,更重于个性的分别。如关于李、杜比较,他认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李、杜优劣论起于元、白,李、杜不当优劣论起自韩愈,对李、杜加以比较研究指出其各具特色而不当优劣论,则自严羽始。其他如 “高岑之诗悲壮”,“孟郊之诗刻苦”、“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 云云,均不失精当。

　　“考证”篇是对作品、选本及字句真伪、舛讹的辨证和考订。

　　《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它吸收、综合前人与当时人的论诗旨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诗论体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观点明确,浅显易懂,即所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 《答吴景仙书》)其诗歌理论上的贡献,有以下诸端:发前人之未发,从艺术的角度提出扬唐抑宋的观点; 从诗歌内部艺术规律出发第一次对唐诗加以分期,并明确主张“以盛唐为法”;对李、杜加以比较研究,指出其各自特色,不可以优劣论之,并明确提出 “论诗以李、杜为准”;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以禅喻诗的意境论,其要点在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要有“理在其中”而又无迹可循的意兴即意境。严羽禅悟之说,虽为时人习见之论,但经其加以组织发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此亦为其论诗之长。

　　严羽诗论也存在脱离思想谈艺术的弱点,过分强调学习古人(唐人),几视之为学诗的唯一门径。甚至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诗法》)这就走向摹拟复古的极端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明胡应麟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 而冯班作 《严氏纠谬》1卷,至诋为呓语。要其时宋代之诗,竟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后人辗转承流,渐至于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誉者太过,毁者亦太过也。”尽管 《沧浪诗话》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弱点,人们对它的理解又是各以其情得之,但它无疑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明代诗人及论家如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以及前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王世贞、胡应麟、胡震亨等人对李、杜的比较研究等等,均直接受其影响。清人对严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像王士禛《带经堂诗话》那样降心师法的人并不多;如冯班那样全盘否定的人也不多。多数人是采取分析态度,如钱谦益曾多次指出严羽诗论的流弊,却也承认其区别唐宋的历史功绩。要之,明清诗论家中很难找出一个不受严羽诗论影响的人。

　　当代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厚,各种诗论专著和文学批评史著作均有详尽深入的研究。至于评价,概而言之,多数论家认为严羽诗论是王孟派(或称出世派)在诗论上的代表;严羽诗论具体说来不乏精辟见解,总的说来属于唯心论;沧浪最大的病处,在于“其论诗只能从艺术风格上作唯心神秘之谈”。(郭绍虞《宋诗话考》)而另有部分论家则认为严羽标举盛唐,最向往的是以李、杜为代表的壮美境界,而非王孟柔美一派; 以禅喻诗,主张妙悟,提出别材、别趣、兴趣、意兴,皆非故作玄妙,而是竭力要把玄妙的东西说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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