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北宋和辽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此后宋、辽之间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那么澶渊之盟花钱买和平是否耻辱?

　　城下之盟，春秋之耻

　　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入寇，铁骑兵锋直指黄河边的澶州城，距离首都东京不过咫尺之遥。黑云压城城欲摧，汹汹而来的辽军将太平天子宋真宗吓坏了。而他的臣子们呢?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在朝议中，他们甚至建议宋真宗出奔成都或者金陵，以免被辽军逮到。然而，宰相寇准坚决反对这种亡国的方案，他主张宋真宗御驾亲征，亲自坐镇澶州，与辽人决一死战。

　　在寇准的一直坚持下，宋真宗战战兢兢地率军到达了澶州城。天子降临，守城的宋军士气大振，不仅挫败了辽国骑兵的进攻，还幸运地用床弩一箭射杀了辽军主将。宋辽两国君主都认为此战是打不下去了，于是决定议和。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就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了。从内容来看，盟约的内容分为以下几点：其一，宋辽止战，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宋为兄，辽为弟;其二，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其三，宋朝每年向辽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是以为岁币;其四，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一开始，宋朝君臣对此协定非常满意。宋辽双方实现了久违的和平，虽然燕云十六州并没有收复，但是好在自己的基本地盘并没有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割地。虽然，宋朝对辽国要付出岁币，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多，相比于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战费，花点岁币购买和平似乎很划算。更何况在宋辽贸易中，经济发达的宋朝处于出超地位，这些“小钱”最终都能赚回来。

　　然而宋朝君臣弹冠相庆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后，立即陷入深深的耻辱感之中。王钦若曾针对澶渊之盟向宋真宗进言: “ 城下之盟, 《春秋》耻之。擅渊之举, 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 其何耻如之”。在春秋时期，小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都是奇耻大辱。对于有着万乘之尊的宋朝君主来说，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更是天大的耻辱。

　　宋真宗听闻此言，默然无对，他沉吟了一会便问王钦若：“那么如何才能洗涤这样的耻辱呢?”王钦若回答：“唯有封禅泰山, 可以镇服四海, 夸示外国”。无能的真宗竟深以为然。随后，宋真宗伙同王钦若等人，制造了“天书降临”的闹剧。由此可以看出，从澶渊之盟宋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来看，此盟约无疑是奇耻大辱。为了洗涤耻辱，宋真宗君臣不惜放下架子，装神弄鬼，四处封禅，声明自己的正统性，以期降低自己的耻辱。然而这些都不过是精神胜利法而已。

　　宋辽对等，士人为耻

　　在澶渊之盟中，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并不是交纳岁币，而是宋辽双方订下兄弟之盟。乍一看来，宋为兄，辽为弟，宋朝似乎占到了便宜。但从实质上来看，宋朝实际承认了辽国与自己的对等地位。这对于秉承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宋朝士大夫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耻辱。在传统中国人的观点里，位于中原的政权无疑是华夏，而与之并立的异族政权无疑是夷狄。文化昌盛的华夏，天然具有对夷狄的统治和教化之权。从关系上来看，华夏自然是君，异族政权自然是臣，异族必须隶属或者臣服于中原政权。

　　在汉代前期，汉与匈奴也曾订下兄弟之盟，正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对此状态，汉代士人痛心疾首，深以为耻。贾谊认为汉与匈奴的对等关系，是“首足倒悬”的状态。作为“足”的匈奴，竟然居于作为“首”的汉朝之上，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又出现了“首足倒悬”的状态，两国在国书中互称南北朝。对于恪守传统华夷观的宋朝士大夫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耻辱。因为宋朝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弃了“夏贵夷贱”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是唯一正统政权的传统观念。对此，许多宋朝官员都牢骚满腹，例如直史馆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过子，今从其国号，足矣，何用对称两朝?”

　　对于宋辽的“兄弟之国”的关系，宋人也充满了耻辱感。就如王安石对神宗所说：“天命陛下为四海神民主，当使四夷即叙。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对于宋皇要称辽国太后为叔祖母这一点，王安石感到非常耻辱，是一种“屈己”的行为。

　　但是对于这样的状态，武力孱弱又极端恐惧辽人的宋朝，只能是无可奈何，默然接受。为了消解这种耻辱感，宋朝找出种种借口为自己的孱弱开脱。王旦曾评价：“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皆得安堵，虽每岁遗赠，较之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从实质而言，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若宋朝能战胜契丹，岂不是连这百分之一也不用付出?这些流传下来的自我安慰，成为后世人认为“澶渊之盟”并不耻辱的源头。

　　盟约虽定，威胁不止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虽然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是两国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而且从总体上看，宋朝处于劣势，经常受到辽国的威逼与欺凌。对此，宋真宗曾愤恨地说：“自来契丹要陵蔑中国。”由此可见，在澶渊之盟之后，辽人对于宋朝的威胁仍是一如既往的。在澶渊之盟前，辽国之所以能对宋朝取得军事优势，完全在于其所拥有的幽云十六州。通过占据这块狭长而富饶的区域，辽国不仅将势力伸入长城以内，还在汉人的帮助下将自己由一个草原行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

　　也就是说，辽国通过占据汉地，学会了汉人所有的长处，而他们甲兵的战斗力又远胜于汉人，所以辽国得以在与宋朝的对峙中，占尽优势。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宋朝也就失去了长城天险，偌大的华北平原暴露于契丹人的铁蹄之下。缺乏骑兵的宋人，很难与辽人抗衡。

　　军事上的巨大劣势，导致宋朝在对辽政治、外交上的全面被动。澶渊之盟前，宋朝试图通过夺取燕云十六州，化解辽国的种种优势，从而取得对辽国的主动权。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宋朝的努力终究功败垂成。宋朝通过澶渊之盟实现了宋辽和平，但是却将“辽强宋弱”的战略态势一直保存了下来，最终造成了无穷的祸患。

　　宋夏战争爆发后，宋军屡次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辽国立即趁火打劫，屡屡干涉宋朝对西夏的征讨。由于辽国的牵制，宋朝很难对西夏集中全力。宋仁宗庆历四年，辽人见宋军新败，于是聚兵于宋辽边境，要求索取周世宗柴荣所夺取的关南十县之地。辽人的行为让宋廷方寸大乱，最后还是富弼临危受命，出使辽国，最后以宋朝增加岁币了事。

　　在谈判过程中，辽人自恃武力强大，处处羞辱宋朝。辽国皇帝先提出在誓书中加一“献”字，富弼坚不同意。又说改为“纳”字，富弼还是断然拒绝，国主便以拥兵南下相威胁。在辽人的威胁下，宋朝不得不屈辱地接受“纳”字。由此可以看出，契丹人的狂傲可见一斑。熙宁七年，辽人又生事端，以宋人侵入辽界为借口，要求重新划分河东、河北蔚、应、朔三州的地界，于是宋辽之间展开新一轮划界交涉，最后宋朝再次对契丹作出退让。

　　所以可以看出，澶渊之盟虽然给宋朝带来了苟安，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并没有带来国防上的安全，更没有给宋朝带来尊严。辽国对于宋朝的欺凌，引发了宋人的耻辱与仇恨。宋仁宗面对契丹的逼迫，甚至在御前会议上留下了眼泪。宋神宗想到要称契丹太后为叔祖母，也是悲愤得涕流不止。

　　这种难以释怀的耻辱感，最终化为对于契丹的强烈仇恨。富弼在办理完“庆历增币”事务之后，曾劝谏宋仁宗发奋图强、秣马厉兵，以求血洗当日的耻辱。宋徽宗时宋辽战争之所以爆发，也与这种耻辱感息息相关。

　　耻辱之感，直至宋灭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澶渊之盟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毕竟这个盟约保证了宋辽双方的百年和平。有学者说，宋辽的关系是古代东亚历史上，最为平等的国际关系。该盟约促进了宋辽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澶渊之盟”仍是耻辱的，其给宋人带来的巨大挫折感、失落感，最终化为无穷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始终伴随着宋朝，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从经济的角度看，澶渊之盟只能说没有给宋朝政府带来损失。但对于民众来说，宋朝每年所交纳的岁币，仍给他们带来一定负担。例如方腊在起义前曾愤然说道：“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由此可以看出，宋朝民众对于朝廷向辽、西夏变相纳贡，感到相当愤恨。所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澶渊之盟何尝又不是一种屈辱呢?

　　所以综合以上，“澶渊之盟”不仅是朝廷的耻辱，而且还是整个华夏民族的耻辱。说澶渊之盟并非耻辱，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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