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成祖命解缙等人，入文渊阁随侍，参与机务。但此时内阁始终是顾问机构，不得干涉六部的行政权力。至仁宗继位后，内阁的权力得以逐步扩大。但由于建国初，几位皇帝个人行政能力较强，在政事决策方面亲力亲为，内阁的实际作用并不突出。
英宗继位之时，杨士奇等人因考虑到皇帝年纪尚小，无法做到如前朝君主一般事事亲为，才有了内阁事先对百官奏疏进行批阅，将拟定的处理建议，由皇帝裁决的“票拟”制度。
明代内阁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协助皇帝批阅奏章，充当皇帝的政治顾问。从实际形式上看，内阁所拟出的决策意见后，交由六部执行，内阁的度决定了事件的处理结果，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利。
然而，内阁的票拟权，只给皇帝提供了若干的事件处理意见，终结果是否采纳，其实要取决于皇帝的朱批。若皇帝对于内阁决议感到不满意，便交付内阁重新审议。
明太祖朱元璋曾规定，本朝宦官不得读书，不得干预政事，其目的在于，抑制宦官权力的恶意膨胀。但自永乐朝起，“家奴可用”也成为后继皇帝的共识。丞相的废除，需要皇帝承担更多的政务。
相比于外朝官员，更容易控制的宦官，成为皇帝手中制衡外朝的力量，内学堂的设置，极大提高了宦官的知识水平，也为宦官提供了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客观条件。
宦官各部门在名义上归属吏部管辖，在永乐朝后才归由皇帝管理。在二十四衙门中，当属司礼监为首席部门，地位高，领导其他十一监、四司八局。
在内阁大学士被授予，来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后，司礼监也被赋予了新的权力——代替皇帝行使批红权。所谓批红，即司礼监宦官将皇帝关于政务的批示，以朱笔抄写，再发出实行。
票拟的最终执行，要经过宦官一道才得以实现，可见阁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宦权的辖制，从本质上而言，是皇帝用来制约内阁的重要手段。在某些特定情况，如皇帝不临朝处政之时，就给宦官借助批红权，操纵国家大事提供了可能性。
虽然在后人看来，“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但因内阁诸臣在形成票拟意见之前，要对奏疏内容进行集体商议。既保证了票拟决定的透明度，众人的集思广益，也使票拟内容更为全面丰富，不至于出现阁臣独断专行、所议之事不合时宜的局面。
而皇帝需要做的是，对内阁讨论的票拟意见作出决定，并无权力插手内阁的讨论过程，这就保证了票拟的独立，不受皇权干涉。而司礼监拥有的批红权，自始至终是完全听从皇帝的命令。
尽管从形式上来说，司礼监对于批红权的运用是自主的，也能够向皇帝提出建议，进而影响到皇帝的度，甚至在极端时期个别宦官如刘瑾、魏忠贤等大珰，可以代替皇帝决定票拟结果。但实质上，这种权力仅仅是皇权的分化，司礼监只有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批红权，其结果从根本上来说，是以皇帝意志为主导，并不属于宦官自己。
明历代皇帝和内阁学士们，为防止司礼监滥用批红权，随意改动票拟内容，采取了“丝纶簿”制度，即内阁留有票拟内容底稿，将票拟登记造册，这种登记册被称为丝纶簿，并定期抽查底稿与批红是否一致。
一旦发生了司礼监私下改动票拟内容的情况，内阁可以轻易发现并向皇帝奏明此事。这种严密的票拟制度，从执行角度上对于宦官的批红权，进行了强有力的制约，保证了宦官不能私自违背皇权，以个体意愿擅自决策国家大政方针。
明武宗与张永关系前后几次变化，从某种程度而言，亦是明代皇帝与宦官群体之间关系的缩影。君主与宦官朝夕相处，视之为心腹，对其信任度较高。又考虑到宦官终是皇家仆奴，受皇室控制，自信不会出现前朝宦官作乱的局面。
因此在处理朝政之时，会听取宦官意见，给予宦官一定的参政权利和监军能力，协助理政。在信任宦官的同时，皇帝也深知驾驭臣下平衡之道，对于宦官有着警惕心理。一旦发现宦官依仗权力，出现擅权自大之势，亦能即刻收回之前赋予宦官的权力，对于为非作歹的宦官进行处理。
正因为明代始终是由皇帝赋予宦官权力，宦官处于皇权控制之下，才并未产生如汉代、唐代一般的阉宦之乱，维系了宦官与内阁之间的微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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